世行行长：让人均收入10倍于华的欧洲求救中国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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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这种背景下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不祥转折，当时就连欧元区健康经济体的债券也被投资者抛售，让人担心愈演愈烈的危机可能会冲击全球金融系统、损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佐立克在谈到中国救援欧洲时说，要是让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000美元的中国门口乞食，会是一种界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 以下是访谈节录： 格雷拉：一段时间以前，你说世界正处于“危险地带”。我们今天见面之时，欧洲的形势似乎已经恶化。你对此有何感想？ 佐立克：我们仍然处于危险地带。欧洲同时面临着三个问题：竞争力，银行系统和主权债务。 显然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但在他们想方设法应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削减希腊债务的时候，就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带来了不确定风险。而他们为给意大利和西班牙构筑防火 而构造的工具(注：即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明显是薄弱环节。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延期债务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它也反映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从8月份以来，市场已经开始对治理问题做出判断。 有三种近在眼前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一个是新兴市场。需要关注的是这是否会开始影响这些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新兴市场已经对全球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欧洲人仍在为争取时间而提供流动性。我不反对争取时间，但得看争取来的时间你怎样利用。而在这背后必须有一个增长战略，欧洲人还没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个则是这当中有某些更大规模的实力转移正在发生。参加戛纳G20峰会时看到的一幕场景让我深感震惊。当时屋内的新兴市场人士看着欧洲人基本上振作不起来，心想这就是那些给我们上课的国家，这就是那些教我们怎样做的国家，或许我们愿意帮忙，但他们得首先弄清楚他们将怎样自救。 如果说我离场时还有感想的话，那就是我绝不希望看到美国身处欧洲在那场会议中的处境。 格雷拉：如果欧洲人振作不起来，是否应该有其他人来帮他们呢？除了让欧洲央行成为最后贷款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佐立克：德国将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德国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需要跟法国、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方面进行小心的外交交涉。 德国有着一系列立场，单独来看似乎都是合理的。他们不希望欧洲央行救援不改革的国家，不想把资金注入EFSF之类的无底洞。问题在于，德国的立场归根到底是想让欧洲其他国家变得更像德国。从经济角度来讲这固然不错，但它也存在是否能实现、对欧元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格雷拉：欧盟和欧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佐立克：一方面，德国公众觉得他们自己不应被榨取，而其他国家必须加强改革进程。但不应低估德国对于欧洲和欧盟的义务。 我觉得，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问“这将朝什么方向演进？大家将来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财政联盟的建立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把过去的债务承担下来，但将来则要让市场决定。你可以创建不同类型的欧洲结构。我认为这是德国人现在敦促其他国家讨论的话题。 坦白地讲，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欧洲必须做出决定。 格雷拉：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欧洲人都有些觉得，中国可能会为救援方案提供一定量的资金。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出资，如果会的话，为什么要出资？ 佐立克：我觉得，要是让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000美元的中国门口乞食，会是一种界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在我努力联缀经济、权力和政治关系的这个世界里，这不是好事。 其次，这不会发生。一位中国官员在戛纳告诉我说，德国对这事都不怎么关心，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救援呢？整个东亚也会给出这样的信息。 话虽如此，投资还是会有的。如果要进行私有化，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投资。我这里说的是大规模救援。 格雷拉：你是不是很担心中国的经济？ 佐利克：通货膨胀一直都是个风险。在我看来，这一风险基本可控，不过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减速。不过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对美国和欧洲最有利的情形还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还是有一些更大的问题。中国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今后不能再像过去30年那样依靠出口和投资实现增长。 中国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了30年之后能够有自信和风度说，我们要改变经济结构，这给了我很大触动。因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人也应该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了。 格雷拉：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领导层改变经济结构的计划之间有什么关联？ 佐利克：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会按照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采取行动。我并不认为正面敲打中国就一定能取得进展。 美国有很多人都认为汇率是一个价格信号，能给结构性行为带来变化。在中国，人们抱持的观点是，如果价格信号变了但结构没有变，那就会有很多人失业，社会就会不稳定。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在结构方面下功夫，但实际上在价格上下功夫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格雷拉：美国人，尤其是国会议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敲打中国，但却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在外交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佐利克：一般而言，在外交上，如果你能找到让双方都受益的办法，就很有可能会取得进展，这比单纯地压制对方更有效。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不确定美国是否能够压制住中国。 因此，明年初，我们会跟中国联手推进一些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把焦点放在需要做出改变的一些行业上，放在服务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增值产品研发的机会上。 还会有其他一些机会。我们准备开始与中国共同研究把一些低附加值的工业生产转移到第三方国家的可能性，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这件事很有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尽管对某些人来说，这样可能不会像敲打别人那样让他们感到满意。 不过，你想知道一个国家真正该做的事是什么吗？停止指责别人，好好管管自己。美国人需要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这是美国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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