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5岁的英国人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位居高级管理层的几位非中国籍人士之一,他对中国银行业政策的效果有一番行内人的看法。Bloomberg
深圳发展银行公司的董事长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 他说,“在接下来的10年或15年中,整个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和贷款。 杰克逊在深圳接受了Rose Yu的采访,谈到即将出现的难题,以及作为中国银行业大海中的一条小鱼的乐观感觉。以下的采访内容经过编辑。 《华尔街日报》:外国银行的分析师倾向于看淡中国银行业,认为它要承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风险。你认为有这风险吗? 杰克逊:如果我将中国与其他贸易体比较,我认为中国仍有一些优势。首先,中国有金融资源,因此它有一些弹性。欧洲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耗尽了资源,没有了弹性。其次,中国有强大的管理系统,当政府决定做什么事时,我们可以切实地看到结果。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但中国经济仍在增长。欧洲没有增长。如果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会看到经济恢复少量增长,但是这是选举年,从政治上讲美国政府很难做什么事。 我们的问题是必须努力刺激经济,但这么做的结果通常是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越来越多。你能吸收的固定资产只有这么多,之后就变得没有生产力。这是中国面临的难题。 《华尔街日报》:你们如何缓和经济增长放缓对你们的影响? 杰克逊:经过合并之后,我们将成为拥有1.2万亿元人民币(合1890亿美元)资产的大银行。但是我们在整个中国银行业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如同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涨潮还是退潮对我们真的影响并不大,你总能游到有食物的地方去。我们需要小心,但是我们也应该去寻找机会。我不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会太多地影响我们的业绩。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银行业与西方有何不同? 杰克逊:中国银行业的运营模式很大程度上仍是国内商业银行的模式,风险框架与一些大的跨国银行很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银行业能在2008年危机中幸免于难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10至15年内,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小小的变化。大银行与他们的客户一道走向国际化,这也是当年美国和欧洲银行向国际化转变的方式。 问题是中国的银行是否会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走,以及是否会接受投资银行,接受投资银行是西方的一大错误。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银行如果被认为借贷过多,有时会被要求实施差别准备金率或收到“惩罚性定向央票”,这些措施的决策过程都是不公开的,你对政府的这种行动有何看法? 杰克逊:行政管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推动银行业的平稳发展,但长期来看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会有一些劣势。 接下来的10年或15年,整个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更有效地分配资本和贷款。我们必须研究证券行业如何更放宽限制,让企业更容易集资。同样,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放开价格控制,让利率不被人为控制。 《华尔街日报》:作为一名外国人管理中国的银行,你有怎样的感受? 杰克逊:我并不真地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我在国外生活了30年,这里的银行业与我工作过的其他地方的银行业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波兰、匈牙利和韩国。如果我有什么价值,那就是过去30年来所累积的经验。我在世界各地经历过七次合并和收购,包括中国这次在内。希望我的整合经验有一些价值。 《华尔街日报》:作为管理者你所做过的最棘手的决策是什么? 杰克逊:有关人的决策比较困难,因为有情感的因素,因为他们是人。管理的整个要点是能够在资讯、经验和建议的基础上迅速做出决策并将之付诸实施。 《华尔街日报》:当你招聘团队的时候,你看重的是什么? 杰克逊: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态度,另一个是才能。如果有人加入你的团队,而他的态度与团队的价值观很不同,就会变得很有破坏性,特别是一些高职位的人。第二样东西是能力。雇用某人是因为他有你想要的专业技能,但是你还得弄清楚这个人所拥有的技能是否代表着他的最大潜力,他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如果你雇用的人有今天所需要的一些技能,但是没有发展的潜力,那么明天他就会成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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