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志新

　　2011年新年伊始,有关齐鲁银行骗贷案的消息正在逐渐地发酵,各种猜测不胫而走,传言如同瘟疫一般在业内外蔓延。此时,官方模棱两可的回应更是给种种不实之言的存在提供了某些注脚。

　　据媒体报道,齐鲁银行“出事”初露端倪始于去年12月23日济南警方的一篇新闻通告。在当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中丝毫看不出此案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大多给出了较平稳的反应,并且对出事的银行也隐去了真实的名称,只是用了“某银行”的称呼。

　　实际上,这个“某银行”就是齐鲁银行,警方的通告不仅没能使社会的不安心态得到应有的稳定,反而使得传言甚嚣尘上。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披露未涉及核心问题,比如涉及的银行有哪些、涉案的金额有多少等。12月底,坊间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元,加上其他总计亏损过百亿,董事长邱云章、行长郭涛“被抓”,多家银行牵连其中。60亿元相当于齐鲁银行2009年全年4.88亿净利润的12倍多,如果坊间传闻属实的话,这家“骨架子”并不大的城市银行已经陷入了危险的边缘,破产和发生挤兑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然而,最易发生的银行挤兑现象并没有像有些传言那样发生。齐鲁银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事发一个月后对于储户和社会来说仍然是个谜。

　　其实,对于这起作案手法和发案原因并不难分析的银行骗贷案来说,在作案人很快被抓获后并不难厘清犯罪的实情,难的是如何披露涉案的金额以及牵扯其中的银行名单。正是因为具备信息披露能力的各方对这些社会普遍关注的信息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因而给业界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齐鲁银行骗贷案发生后我们尚看不出谣言止步的边界,但相较于办案机构的模棱两可,一些传言中的涉案银行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应。1月4日,针对中信银行涉及济南伪造金融票证案的传言,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济南分行已按照当地银监局统一要求,迅速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截至目前,济南分行的业务操作流程合法合规,尚未发现问题。此前一天,工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行并没有卷入上述案件。

　　实际上,不管和齐鲁银行案究竟有无牵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风险意识和负责任的金融企业,其他各家银行都有义务向自己的储户以及社会公开自己与此案的联系,特别是在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之下,工行和中信银行的做法为其他各行树立了一个榜样。相比之下,本应该对齐鲁银行案负有重大监管责任的银监会在信息披露上却显得犹豫不决,12月31日,中国银监会就此事回应说,该案正在侦破中,相关银行运行正常,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但并未就涉案金额、案情作更多透露。

　　众所周知,齐鲁银行骗贷案发生的重大起因是监管失控,其发案背景是城市商业银行过度扩张留下的后遗症。但是,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信息披露,金融安全无小事,如果不能将涉及储户利益的信息给予及时全面的披露,监管又从何谈起。

　　不管对于这起银行骗贷案做任何安全风险方面的安抚,都比不上将社会所关心的信息及时地予以披露来得效果更好。只有通过数据支持的安全判断,才是人们对于金融机构是否安全作出明智选择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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