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

　　CARL E. WALTER / FRASER J.T. HOWIE

　　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第一批不良贷款即将冲击中国的银行系统。那些援引不具名官员说法的报道如果属实，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为人民币2万亿至3万亿元(合3,000亿至4,500亿美元)左右的不良贷款承担责任，这些贷款发放给了地方政府的借贷机构。

　　这样一个救助计划的规模大得惊人，约占中国GDP的7%，超过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规模。该计划的出台也让人意外，因为中资银行经审计的账户目前仍显示，不良贷款数量大幅降低。然而，此次救助计划的规模几乎相当于本世纪初中国重组其四大国有银行时剥离的坏账总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救助建议还大体相当于中国2008年人民币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中国逃过了那次金融危机劫难，但目前看来，当时采取的对策却加剧了中国的“病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时，中国政府责令中资银行为大规模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中资银行积极展开行动，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总计人民币20万亿元(合3.1万亿美元)。这些贷款中，很大一部分发放给了地方政府借贷者。估计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为25%至30%，即人民币8至9万亿元。

　　中国早已建立了将坏账从银行系统中删除的机制。1999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四个收购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一般认为这些“坏账银行”仅需存在10年，中国政府希望它们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其资产组合的出售或清理。

　　但最终结果未能与计划一致。10年之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资产只实现了大约20%的回收率，其资产组合几乎全是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不良贷款是以面值收购的，资产管理公司从一开始就处于破产状态；其回收率实在太低，远不够偿还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

　　若要冲销这些一文不值的“资产”，财政部就不得不承担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或由持有资产管理公司债券的银行来承担足以重创银行自有资本的重大损失。因此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相关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09年，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银行融资展期10年，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得以继续存在。

　　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被用来购买这些地方政府债务，那么所需新资金的规模就会让这场骗局变得更加不确定。要是不让银行承担贷款损失，在不良贷款达2万亿到3万亿元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等量的融资来源。但几大“商业”银行没有多余的资本，它们刚刚才完成新一轮融资，用以缓解贷款狂潮给其资产负债表带来的压力。同样向地方大举贷款的国家开发银行，为了让自己成功上市，目前正在重组资产。

　　但北京还有另外一种手段。它可以不使用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像在重组中国农业银行的过程中一样，让财政部建立专门的“共管账户”。这些账户按照面值收购不良贷款，只付以财政部开具的借据。这些借据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重组应收款”。

　　从财政部的角度来看，这些借据只是或有负债，所以不算入中国的国家预算；还债款项来自于银行分红而不是税收收入。按理说，这样的安排可能只会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可以想见，要是将这些安排摆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面前，代表们会围绕国家债务问出什么样的尴尬问题。

　　中国的狭义国家债务占GDP的20%，但如果将其所有主权负债加进去，那就更接近于80%。这还没有算进这次收购的地方政府债务，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刺激贷款中提供给国有企业的其余70%。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国有企业的不良信用。

　　在没有几个人能够对其行动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北京似乎会沿着增加系统性财务杠杆的道路继续前进。它无法阻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挥霍浪费，这个重担将毫不含糊地压在以后几代人的肩上。

　　中国可能已经浪费了4,000亿美元的资金，看到这一事实，人们就应该不要再动辄赞扬北京伟大的经济规划师们。要是这些钱当初放进了全国社保基金，那么中国在建设内需驱动型、而非基建投资驱动型经济的路上，可能已经多迈出了好几步。

　　或许，北京愿意承担部分地方债显示的是其果断行动的政治意愿。但一定要记住，2008年和2009年，中央政府在知悉很多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些贷款。这两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胡乱贷款和巧用会计花招的基础上。

　　（编者按：本文两位作者共同撰有《红色资本主义：中国超常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