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金融业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资源配置从计划转向市场，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金融的支持下，30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金融业对于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而言，都显得非常重要。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访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金融业的发展。

　　就央行如何履行其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职责，周小川表示，币值稳定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整个宏观政策的总体，但币值稳定是决定货币政策松紧程度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此，需要不断地调节货币政策松紧的程度，使之既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于解决就业的需要，同时又要保证币值的稳定，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要统筹考虑。

　　就《亚洲银行家》杂志不久前向周小川及人民银行颁发“危机之年卓越领导特别奖”，并评价：“这位行长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之时成功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周小川表示，获得这一奖项，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业的一种肯定。特别是这次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坚决果断地率先出台了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配合这一揽子计划，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这些都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应该说，与亚洲国家相比，我们算做得好的，当然感觉很欣慰。但是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坚决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

　　针对周小川为何在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召开前一周内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问题表明中国的立场，周小川表示，在今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储蓄太多导致全球不平衡。对于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的观点，一定要顶回去！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正视，才能把全球的金融改革好。周小川就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表示，话语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成就，经济与金融是互动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强大了，所以中国的金融也受到重视，这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此外，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这也增强了中国的发言权。

　　针对货币政策效果问题，他进一步表示，货币政策有时间滞后性，我们要想办法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对未来做出一些预判。此外，每次制定货币政策时，还要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和在另一个时期，它传导的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是一些大的政策，但是它要通过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反映到整体经济中去，这种传导是否顺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针对2002年前后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类刊物纷纷刊文，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濒临"技术性破产"，周小川指出，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些说法在2002年集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2002年国家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改革步伐。2003年以后，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加快。事实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金融业面貌大幅改善，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得以优化，企业合理有效的信贷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极大地释放了企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百姓的金融生活也得以不断满足，从银行卡到股票，从贷款消费到保险产品，中国人正在享受着更优质的理财产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务。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路程依然漫长，中国金融业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有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就金融服务的改善，周小川指出，近年来，央行金融服务进步非常大，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反洗钱系统和征信系统的建立。事实上，央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是银行所提供金融服务背后的支持力量，而且这些服务的可靠性都要求得非常高。近年来，银行之间的竞争，以及银行对创新技术，包括信用卡、网上银行等等这些先进技术的重视和运用，使得百姓所能够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得到改善。

　　就如何看待汇率问题，周小川表示，4年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1981年的汇率改革，到1985年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的并轨，到1994年成立了外汇市场，再到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最后到2005年这次汇率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过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思路一步步推进的过程，总体方向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