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里昂证券在一份报告中警示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债务风险。这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纾究竟孰是孰非，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恐怕也只能是猜测的成分多一些。不过，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在形成最后公报中，的确把严格控制地方债列入其中，这说明地方债的确存在问题，或者至少是存在隐患。
很多人在谈论这个隐患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地方债的数量问题，认为数量庞大的债务缺乏必要的偿还保证是最大隐患。但是，光是数目巨大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根源。
如果仅仅是债务数量引发潜在危机的话，一个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叫停地方政府举债。但从2010年和2012年底中央出台的两份有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文件看，中央只是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但并没有禁止。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举债确有需求，甚至还有激励。
当前地方政府举债压力最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和非营利性公共事业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后者。这种需求的数量对于一般二线城市来说起码年均百亿元，这其中既有经济发展速度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脱节的缘故，也有城镇一体化趋势逼迫的原因。但由于上述提到的财政收入能力问题，地方政府无力满足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于是，举债几乎成了唯一选择。
除了这种客观上的需求外，拉动地方GDP也是举债投资的重要推手，甚至更是一种激励。目前，现行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GDP增长占了很大比重，换句话说，一个地方官员政绩是否合格，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GDP增长率这个指标上的。
过去，这个指标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政策扶持下的大项目投资，这当然主要由国家负责，或者靠政策红利；二是招商引资扩大工商业投资。总之，投资拉动是最主要的GDP增长动源。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这种简单的投资拉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开放红利的逐渐消失。
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市锄会多如牛毛之时，几乎随便投进去一笔钱就会有收益。但高速发展30年后，这种情况逐渐消失了，这是正常现象，是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和发达的表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传统的GDP增长模式失灵了，再求增长，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继续走老路，依然依靠投资拉动，但已经越来越难，而且必然最终彻底失效；二是走价值经济之路，把经济发展模式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价值。后者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走向，也是发展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化的必经之路，但需要经历痛苦的瓶颈期；前者显然有悖经济规律，但却是短期内仍可寄望的最后的残羹。
对现行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下的实际需求来说，依靠着最后的残羹是存在客观激励的，尽管违背发展规律。而这最后的残羹其实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招商引资已经不灵了。于是，各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目的的投资显著增加了，除了部分确实是满足实际发展需要外，满足地方官员政绩需求也是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地方债隐患除了对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加以严格控制外，改革当前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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