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处于衰退边缘、美联储连续大幅度降息这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之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通胀升级和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笔者认为，我们应以全球眼光来掌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将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应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笔者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价格粘性和预期粘性，处于经济减速期的通胀水平仍会上升一段时间。在此背景下，由“供给冲击”引发的中国结构性通胀有演变为全面通胀的风险，而且这种预期正在形成之中。今后通货膨胀中的成本推动因素要远大于需求拉动因素，成本推动型通胀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

　　1981年至1990年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周期；1991年至1999年构成第二个经济周期；2000年至今构成半个多一点经济周期。CPI周期滞后GDP的周期一年左右的时间，即CPI的峰滞后GDP的峰一年左右的时间；且峰值过后的一年内CPI与GDP的相关性仍处于较高水平上。以此推算，CPI应在近期(0－6个月内)见顶回落，但在随后的一年内仍会处在较高水平上。

　　研究发现，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产出的影响，只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达到资源瓶颈的硬约束的上限，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全部作用于价格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减速期，经济过热的风险已大幅降低。但经济增长率回落时，通胀预期还会粘在较高水平时间，不会立即回落。较高的通胀预期会阻止实际通胀回落。如果此时再恰好遭遇供给冲击，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在需求下降后，成本上升仍会推动通胀发展一段时间。

　　目前我们正面临的冲击包括食品冲击与能源冲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部长期经济力量的冲击。这种冲击通过“转移扩张”、“资本放大”和“循环互动”三大机制进行传导。目前以生产要素低估为主要特征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正遭遇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我们只能运用减税和补贴等财政手段去增加农产品供给，并切断供给冲击的传导途径应对挑战。

　　笔者认为，我们要高度警惕“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的影响。由于各国都本着自己受损最小的原则，通过他国输出波动来减轻自身的负担，因而这种“外部冲击”应是当前各国经济周期中的伴生物。当前，中美两国正相互成为释放经济波动的主体和客体。

　　由于加息只对需求拉动型通胀起作用，从去年央行连续加息的效果看，加息对于此轮主要由成本推动的通胀的作用不大。在美国连续大幅度降息后，美中利差由正变负的情况下，我国的加息空间已被大大压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应放松货币政策。这因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还没有缓解，导致通胀的根源还在。因此，即使在价格型手段已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也要继续采取数量型手段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与相对宽松的供给政策相结合，才能避免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