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上市，被称为2020纽交所第一中概股

从共享单车到长租公寓，互联网公司绑定了更多社会资源。当它们过度冒险、危机爆发，承担最大损失的不再只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方，而是整个社会。

41 岁的创业者曹崛在北京过起了流浪生活。他 10 月底从苏州来到北京，暂住在朋友家。债主追上门，他辗转于办公室、网吧，有一次还在朝阳门附近的天桥下熬了一夜。

白天，他和一众讨债者等在朝阳门朝阳首府的蛋壳公寓总部楼下。有时曹崛会被工作人员接上楼，和蛋壳公寓中层就还款问题吵上两三小时。有时他在楼下，和租客、业主一起等上一天。

曹崛已经清楚自己每天上门只能等到 “走法律程序”、“回去等” 这两句回复。但他还是过来等，因为现场有警察，他不会被人捅。

见到记者的时候，曹崛胡子拉碴、面色憔悴，随身包里只有四盒黄鹤楼香烟、一包卫生纸和一个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他 “保命” 的文件——蛋壳公寓出具的、证明百家修债务由蛋壳公寓承担的文件。

百家修是曹崛创办的住房装修、维修平台。2018 年蛋壳公寓入股 60%，成为百家修唯一的订单和收入来源。高峰时百家修有 300 多员工，对接 200 多工头和 2000 多装修和维修工人。

今年 6 月，蛋壳公寓 CEO 高靖被警方带走调查。那之后，蛋壳公寓就不再支付工程款，但曹崛还是劝说工人们继续干活。现在百家修拖欠了工人 5000 多万元，而他是法人代表。

曹崛说自己现在只剩 2000 多元。蛋壳年初在美国上市，但他本人的期权还没有兑现。一位供应商向《晚点 LatePost》展示了手机上的一份文档，里面记录了包括百家修在内，74 个蛋壳公寓供应商的名字、联系人、联系方式。文档末显示供应商总计被拖欠货款 1.07 亿元，受牵连家庭 4003 个。

“这两天才恍然大悟，是我坑了这些师傅。蛋壳没发工资，我还劝他们相信集团，继续干。” 曹崛说。百家修作为集团的子公司，不管钱、没留利润，高管们只拿“低于平均线”的工资。想的是，努力创业，等蛋壳做好那一天，也能实现人生目标。

底层的工人更难过。一位北京的蛋壳装修师傅在电话里告诉《晚点LatePost》，他被拖欠的三万元工资是他辛苦一年的唯一所得。

曹崛很自责。绝望间，他写了一封遗书，认为如果自己死了，这些师傅可能会得到更多重视。

即便到这个时候，曹崛依然觉得蛋壳公寓初心是好的。他记得自己 2018 年元旦前一周多见到高靖，被这个有激情、有感染力的创始人打动，一两天就敲定了合作。

而根据蛋壳公寓招股书，正是从 2018 年开始，蛋壳公寓的扩张入不敷出：成本增速每年都超过收入增速。这意味着扩张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反倒加重了负担。2019 年年末，它的税前亏损 34.39 亿元人民币，接近收入的一半。

疫情之后，蛋壳公寓房屋空置率攀升。赶上 CEO 被刑拘，融资失败，危机在 10 月彻底爆发。数十万人卷入其中：披星戴月找房的租客、卖房垫付工资的供应商、等着租金还房贷的业主以及薪水没有着落的员工。

不清楚蛋壳事件会如何收场，能回答且愿意这个回答的人不多。蛋壳公寓 CEO 高靖今年 6 月被警方带走调查至今未归。《晚点 LatePost》采访到的几位蛋壳员工表示，现在重要高层仅剩联合创始人崔岩以及 CTO 和 CFO。最大外部股东老虎环球和蚂蚁集团至今未发声。

政府介入似乎成了保底选项。一家头部长租公寓平台的高管认为 “除非政府出手，否则没人能挽回这盘棋”。一位蛋壳的早期投资人在电话中告诉《晚点 LatePost》，政府可能会牵头整合一个涉及很多人的投资方案，他们 “大概率会参与”。

“投资就是有赚有赔”，一位投资人说。“这在我们这么大的资金盘子里，这不是什么大事。” 另一位蛋壳的投资人在电话里说，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

对于投资人来说，这只是诸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投资款打水漂了，下一个还能再赚回来;对于蛋壳的高管来说，离开，再换一份工作，人生并未受到影响;银行可以催款，房东可以赶人，但住在蛋壳里的年轻人流离失所，曹崛这样的供应商背负巨额债务，甚至卷铺盖睡大街。他们才是这场资本闹剧中最无辜，也最弱势的一方。

曹崛说，他希望文章可以快点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不是害他们的人，“不要等蛋壳暴雷后有人来捅我。” 他说。他被人在电话里威胁，现在一个黑影在楼道里出现都害怕。曹崛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解决，蛋壳能被接盘，让他能还掉这些钱。这样，他可以继续去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