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中国“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反观欧美国家，众多投行高管最终反而向美联储等监管层迈进。

　　例如，美联储12个地方联储约有三分之一的行长曾是高盛银行家;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职;英国金融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则曾任美林美银副主席。近日，第一财经独家专访的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Steven Kaplan)，就曾在高盛投行部工作了22年。他对记者表示：“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务，且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商界的经验能为美联储提供不同的视角和价值。”

　　曾任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教授严弘则对记者表示，“美国业界高管去美联储都是做高层的，而美联储部门主管以下则以学者居多，以前地方联储主席大都也是学者，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业界高管去SEC则一般是部门主管。”

　　某欧系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欧美投行高管对职业生涯后半段的考量标准往往并不是金钱，而是个人理想抱负。“美国没有级别之限，来去自由。业界高管后期会有兴趣到政府部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力”。

　　高盛：监管层的“黄埔军校”

　　正如上所述，当今欧美不少中央银行家皆出自顶级投行高盛。

　　例如美联储FOMC(公开市场委员会)共有12个投票席位，其中“二把手”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曾为高盛服务十余年，担任高盛合伙人及常务董事;此外，2015年3月赴任费城联储主席的哈尔克(Patrick Harker)也是高盛多个信托项目的受托人。到2017年，FOMC投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出自高盛系。

　　一直以来，外界都曾揣测高盛和美联储之间的“旋转门”，不过卡普兰也笑着对记者表示，众多地方联储官员也都是纯经济学者出身。例如耶伦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等高校任教，而后才进入美联储。

　　相较于纯学者，自称“非经济学者”(non-economist)的卡普兰似乎更乐于也更擅长与市场沟通。

　　卡普兰

　　面对时好时坏的经济数据、令市场迷茫的加息时点，再加之愈发频繁发生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美联储的确面临重大的沟通挑战”。卡普兰对记者表示，全球增速不断放缓，现实和美联储的预测持续悖离，因此美联储也需要关注与市场的沟通，呼吁不应该过度被短期经济数据波动而干扰，更应该关注长期趋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都使得中性利率下降，使得加息空间收窄。

　　卡普兰同时也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他以与大卫·诺顿建立的平衡计分卡理论而闻名商务管理领域，在1992年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发表后广受好评，此架构能协助公司稳健地往长期目标迈进，并适当地驱动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在高盛工作长达13年之久，曾任高盛驻纽约、多伦多、东京和伦敦的执行主管、投行运营主管等要职。其气质与卡普兰相似，也擅于同市场沟通。作为加拿大籍经济学家，卡尼于2013年7月成为了英国央行318年历史上首位“洋掌舵”，据悉年薪为62.4万英镑之多。

　　卡尼

　　此前，卡尼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央行在该国经济减小危机冲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英国财长奥斯本花费了长达9个月的时间成功说服卡尼接受英国央行行长一职。

　　在英国脱欧后，英国央行也仔细评估该事件的长期冲击，并在7月议息会议上暂时按兵不动，暗示8月可能会全面宽松。不同于其他央行的“光说不练”，英国央行“信守承诺”，在8月议席会议上果断降息25个基点，为七年来首次，并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至4350亿英镑。眼下，全球似乎进入了“危机2.0”，而卡尼也深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可能也是经济最快复苏的，这就好比当年率先进行“QE”的美国。毕竟在脱欧后，英国经济需求端的领先指标已经出现“断崖式下降”，包括失业率和商业信心指数。

　　再看欧元区，人称“超级马里奥”的德拉吉也曾任高盛前副总裁。

　　德拉吉

　　1990年，德拉吉在意大利财政部任高官，主持了面临破产的意大利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了财政部内部结构，成功地使意大利在1999年首批进入欧元区;2001年贝卢斯科尼上台后，他离开意财政部前往高盛投行担任副总裁，进一步熟悉了英美银行系统的运作。2005年年底，意大利央行面临破产，贝卢斯科尼将其召回，出任意央行行长。

　　在其接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前，被称国际金融界最受人尊敬的意大利人的德拉吉也遇到了一点麻烦。由于意大利可谓是欧元区债务问题仅次希腊、通胀高企的国家，因此由意大利籍人士进驻欧洲央行，不免令人担忧。甚至有外媒辛辣地指出——“通胀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就像番茄酱与意大利面”那样密不可分。 不过事实证明，德拉吉当前正在带领欧元区逐步从危机中复苏。

　　机构人士助力监管层

　　不可否认的是，欧美的业界人士进驻监管层后，的确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危机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架构改革，有投行背景的特纳勋爵则是核心人物。

　　卡尼

　　2008年夏天，特纳出任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局长，之前一周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则是一段华尔街血流成河的日子。特纳在《债务和魔鬼》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感叹当时完全不知身处灾难边缘，甚至自嘲好像撞上冰山沉没前的泰坦尼克号船长。

　　作为英国金融业在过去十年的单一监管者，FSA的使命也在2012年年底终结，并实现拆分，以央行为核心的“超级金融监管”框架孕育诞生。

　　2013年随着《金融服务法》生效，英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正式运行，确立了英国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地位：在英国央行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宏观审慎监管，设立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共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同时明确英格兰银行为银行处置机构，并赋予广泛的处置权。

　　亲手设计并经历了这场监管改革的特纳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指出，“如果我们之前就设有这一委员会(FPC)的话，就能在2004年-2006年时更好地觉察到金融系统逐渐酝酿的种种问题。”

　　在中国，也不乏声音呼吁，金融机构高管应进驻监管层。在美国SEC中，将近90%的雇员是律师，SEC本身也拥有执法权。严弘对记者表示，“业界人士可能更了解政策的中长期效应，强化监管实效”。(.第.一.财.经.网　.周.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