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濒临绝境的经历，促使香港一家知名企业对管理层进行整肃。这对香港市场的信息披露来说，似乎是起着一种亡羊补牢的作用。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Citic Pacific Ltd.)与中国大陆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红筹股”这一概念。上周该公司发布了两份标准的监管备案文件，内容颇为坦诚。

　　第一份文件是“自愿性公告”，其中证实传言说，可能会在大陆进行一笔交易，并承诺将来如有进展将会进一步披露。第二份文件是公司的年报，其中包含一份董事长的声明。香港一位评论人士说，这份声明更像是一份家中来信，而不是公司报告。

　　让坦诚的氛围更加浓厚的是，上周的财报新闻发布会上，该公司董事长跳过了照本宣科地做演示的环节，以便回答更多的记者提问。他表示，公司希望置身于公司治理的最前沿。

　　多年来，香港的金融监管层一直在试图通过推行一些规则来促使公司向投资者更全面、更及时地披露信息。这些规则包括强制要求公司发布季度财报（目前上市公司只需一年发布两次财报），以及业绩公布前禁止内部人做股票交易。

　　香港商界很多人士一直坚决反对这些措施。

　　所以，当一家知名公司决定加强信息披露的时候，其意义是很明显的。当然，中信泰富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主动。

　　2008年秋季，这家公司姗姗来迟地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批下注于澳元、涉及衍生品的交易将给它带来最高20亿美元的损失。股东们抛售股票，使该公司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即跌去三分之二。香港警方和证券监管方对公司展开了调查，公司人脉甚广的董事长和董事总经理被迫双双辞职，母公司、国有企业中信集团(Citic Group)派出的官员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丑闻的关键之处在于，中信泰富的董事们是何时知道问题的，他们为什么等了一段时间才告诉股东。时任董事长荣智健在2008年10月份公布相关亏损时说，公司把这一消息压了六个星期。

　　中信泰富由于没有披露头寸，得以悄悄地将这批交易中的很大一部分予以平仓，减轻了潜在损失，但也暴露了香港监管报告机制的缺陷。公司如果不披露可能导致市场波动的信息，它们并不会受到法律上的惩处。政府承诺将弥补这一漏洞，但它能不能够在香港权势富豪的反对之下推出相关立法，批评人士表示了怀疑。

　　虽然香港上市公司披露不足不一定会受到惩罚，但在上述具体案件中，中信泰富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因为管理层在意识到损失后发布的一份公司声明涉嫌存在虚假信息。去年4月份，警方搜查了中信泰富的办公室，并且一直在对此事展开调查。中信泰富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

　　新上任的董事长常振明上周三发布声明承认，虽然中信泰富希望能成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公司之一，但他知道要配得上这一美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信泰富聘请了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来评估该公司的内部控制，然后又引进其他咨询机构评估其财务状况。在此过程中，财务部门共有113名资深员工接受了深入的面谈。常振明说，这次评估发现了若干需要改进的方面。

　　常振明说：“我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要尽早地向大家公布公司的财务业绩。”中信泰富最新全年业绩的公布比计划提前了两个星期。

　　其他香港公司也会这么做吗？香港股东维权人士David Webb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公司行为并没有改变。他还说，中信泰富提高透明度的新承诺源自“理性自利”，因为没人愿意在外汇投机中损失数亿美元。

　　这里的讽刺之处在于，中信泰富作为中资公司境外先锋的使命，本应使它能够学到国际上的最佳实践。

　　但在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下马之后，来给这家老红筹上公司治理辅导课的是常振明，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

　　Jonathan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