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新医改视为商业健康险摆脱发展困局、突破规模瓶颈的“最后一块奶酪”。然而，与传统寿险公司相比，目前规模尚小、发展艰难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似乎很难享受到奶酪的香甜。内外交困之下，专业健康险公司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突破现状的路径，其中也包括借力政策扶持。

　　那么，专业健康险公司如何才能从传统产寿险公司共同挤压后的夹缝中，找出自身的生存空间和战略定位?如何在专业化经营的道路上打造出自身的特色?而他们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又面临怎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围绕上述问题，6月19日，本报与中国保监会人身险部共同举办了“新医改与商业健康险”圆桌，共同探讨新医改后，商业健康险的专业化经营路径。是为2009年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保险高峰会第一次分论坛。

　　生存空间狭窄

　　主持人：备受关注的新医改方案出台后，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登文章《会诊健康险》(5月4日9-10版)。文中提到了很多专业健康险公司经营发展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家专业健康险公司的高管，请几位嘉宾先谈谈各家公司经营情况如何?

　　李玉泉：人保健康注册资本30亿元，截止到今年5月底，总资产已经达到210.59亿元，全国有25个省级分公司，2008年的保费收入是137.7亿元，同比增长428.64%。去年下半年起，按照保监会和集团公司的要求，我们开始大力发展保障型业务和长期期缴业务。今年1-5月份保费收入19.51亿元，其中保障型业务有11.74亿元，同比增长33.56%，占比60.17%，投资型业务收入占比低于40%。

　　吴建卫：平安健康2005年成立后，走了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虽然是集团内的专业子公司，却没有找到清晰的思路，一直在探索发展模式。直到2007年5、6月份，才确定高端医疗保险服务为公司经营模式。集团内部财险和寿险都可以做健康险，而平安健康不建自己的销售队伍，而是通过其他专业公司的销售条件去完成，所以我们初步只做高端医疗保险。

　　2007年6月起，我们开发了高端的专业医疗保险产品，同时在全国36个城市建立了300家合作医疗网络，其中还包含一些外资医院，投保人在这些外资医院就诊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汇率折扣，这是目前比较超前的。2008年平安健康的高端产品保费收入不到30万元，而今年1-5月总保费规模为4200万元。

　　邓建华：我非常同意要坚持专业化的方向，走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昆仑一直在走的，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今年前几个月的保费600万元左右。昆仑在北京设立了“治未病”服务中心，也一直是“治未病”工程的发起单位和主要实施者，无论是我们的客户还是销售队伍，都认为很好，但仍面临生存的问题。

　　主持人：专业健康险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具体的困难?

　　李玉泉：虽然经过4年多的艰苦探索，但生存空间仍较狭窄，缺乏专有的经营领域，产品种类也比较有限。目前，所有公司都可以做健康险，无论期限长短，包括一些关乎国计民生、专业性很强的业务领域，如基本医疗经办、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等。目前，人保健康经营的产品以短期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为主，长期护理险还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由于护理险产品通常会兼具储蓄和保障功能，但现行监管规定要求健康类产品不能提供分红，抑制了消费者的现实购买欲望。

　　其次，市场竞争很不规范，很多财险公司、寿险公司都把健康险作为敲门砖，采用低价竞争策略，以其他业务的利润来填补健康险的亏损，这种经营模式，对健康险市场环境和资源造成一定的破坏。

　　第三是税收问题，一方面我们希望国家对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税收支持能够更高一点，促进健康保险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个人购买健康险能够在个人所得税税前列支，或给予优惠。

　　吴建卫：我们的困难更多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由于专业健康险没有专营范围，所以我们内部很难分工。

　　邓建华：健康险专业化的发展之路非常艰难，昆仑一直在走专业化道路，但回到现实，昆仑现在可以说是保险业里最小的公司。所以，在坚持专业化道路的同时，在其实现路径上，是不是可以分步走，用渐进式的路径逐步实现。

　　专营+精耕细作

　　主持人：健康险在国外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发展模式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吗?

　　邵晓军：在德国，监管机构基本上只允许专业健康险公司直接销售和运作健康险，同时，个人购买健康险基本是免税的。此外，因为需要严格控制医疗风险，健康险公司亦需要向整个价值链拓展，因此他们不仅限于做保险业务，还可以直接拥有医疗机构，甚至拥有医疗服务公司，可以从前端的预防性医疗到最终的危重疾病治疗，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做到最好的风险控制。所以德国的监管制度允许健康险公司经营养老院、医疗服务机构、疾控管理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让他的价值链拓展得更长。

　　乐清文：英国是一个全民健保的国家，所有国民都可获得基本免费的医疗保障。在此基础上，英国还有10%的人口额外购买商业健康险。而德国政府一方面规定了健康险和人寿险分业经营，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月收入约3.8万元以下的人群，要强制进入法定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约占人口总数的90%，而剩下10%的人群，大概是800万人，经过个人选择进入商业健康保险体系。

　　在这两个体系下，商业健康险的共性是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亏损经营和反复实践摸索，直到21世纪初才达到微赚或者刚刚打平。可见，和寿险相比，健康险经营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通常寿险需要经历7到9年的盈利周期，而健康险则需要更长期的精耕细作，一方面在公司内部经营上，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归纳的要求很高，最终反馈到精算才可以用来支持非常敏感的定价。另外，对营销人员的要求也很高，因为健康险和其他险种相比，向客户宣导的内容会涉及许多专业领域。

　　陶安庭：美国的健康险体系和一些欧洲国家不同，它是从商业保险发展起来的。美国的人身险80%以上都是健康险，15%是养老险。健康险在美国的发展也是晚于寿险和财险的，但对资本金要求并不高，在200万美元左右，有的是150万美元，不到我国2亿元资本要求的十分之一。美国是市场化方式发展，进入和退出相对要松，但并不意味着监管松。

　　龚晨：专业化经营道路是趋势。拿安泰来讲，在90年代时也跟AIG一样，产寿险都很大，还有个人财务服务、基金公司等业务。但在2000年底，安泰做了彻底的改变，把非健康险业务全部卖出，同时购买了很多其他公司既有的健康险业务。

　　为什么这么做?首先，健康险的门槛较高，经营较难，但一旦经营好的话，就形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第二，健康险在业务性质上更像财险，期限较短，现收现付，对资本市场和经济环境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因此，去年的金融危机对健康险公司的业绩影响不大，这也是安泰转型做健康险的一个初衷。

　　美国的健康险产品主要是医疗费用型，连重大疾病保险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健康险发展很全面、保额也很高，一般都有100万美元的保障，不用再买重疾险。而我国的健康险保额相对较低，不足以支付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费用，当然经营高保额产品也有一定条件。

　　主持人：没有专营业务领域是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一大困扰，那么，你们希望监管机构开辟哪些专营业务领域?

　　吴建卫：过去条件不成熟，专业健康险公司机构少、力量较弱，但现在专业健康险公司已经经营了三四年，有一定能力承接专营业务了。目前寿险公司经营的医疗险都是在社保目录框架下，赔付标准和药品目录、诊疗目录、服务设施目录都不超过社保范围，社保承担80%，剩下的20%由商业机构承担，经营相对容易。但目录外的补充医疗保险不是现有大部分医疗保险能做的，一些发达城市的中高端人群确有此需求，他们希望用更好的药，做更好的检查，住更好的病房，有更好的治疗条件。

　　李玉泉：能不能把政策性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交给专业健康险公司来专营?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做这项业务，当年就覆盖275万人群，承担风险保额3300亿元。2008年，我们的社保补充业务承保项目已达69个，承保1330万人，保费收入9.56亿元，占全保险行业的五分之一左右，承担医疗风险保障金额1.68万亿元。

　　邓建华：我们在做长期医疗基金，这在新加坡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我的建议是，作为健康险的一个部分，在其他产寿险并没有大规模经营的前提下，医疗基金是否可以作为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一个专营领域?

　　主持人：另外，对于健康险这个行业的建设，各位还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邓建华：健康险的竞争很激烈，我们希望可以把每家公司主要的健康险产品赔付率统一标准，禁止“拆西墙补东墙”。

　　陶安庭：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要有共存、共荣、共亡的意识。还有要在行业内增加信息披露，有时透明的相反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尤其经营健康险，很需要数据共享。

　　控制医疗风险：

　　投资医院并未唯一选择

　　主持人：控制医疗风险，是经营健康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近来，很多政策都指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投资医疗机构，刚刚发布的《意见》中还提到支持专业健康险公司先试先行。那么，投资医疗机构是解决医疗费用管理难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吗?

　　邵晓军：中国台湾很多保险公司有自己的医院，但大都是股权投资，因为在台湾医疗市场上，从盈利角度来讲，经营医院比经营保险公司更好。欧美则不同，投资医院更多是跟保险业务相结合，保险公司可以学习经营、管理医院的经验，特别是医疗风险管理的经验，这对未来发展医疗网络会有非常重要的支持。

　　另外，这对一些产品也有促进。比如欧美市场的“家庭医疗服务”，像妊娠、早产等症状不一定要住院，如果保险公司拥有医院，就可及时把病人转到家中，既减少了很多医疗费用，另一方面病人在家里接受治疗也会感觉更好。

　　邓建华：我觉得投资医院机构只能是一种形式，或者说一种品牌效应。目前不管是专业公司的资本金实力，还是资产实力，要大规模投资医疗机构确实很难，但(他们)又离不开医疗机构的合作，所以更多还是通过合同的形式跟医疗机构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例如通过跟医院的合作，在医院的门口设一个像储蓄所的销售点，保费利益可以分成，实现利益的共享。

　　昆仑一家做健康管理的股东一直在投资医疗机构，而我们要投资医疗机构的话，更多的应该是投资一些健康管理机构，这可能会对健康险的风险控制更加有效。

　　李玉泉：我们也在研究健康险产业链的问题。作为专业健康险公司或保险公司，投资医疗机构的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盈利，现在医院自身的盈利状况怎么样?投资医疗机构的盈利状况会如何?很不确定;第二是控制风险，对专业健康险公司来说尤其如此，关键还是要真正与医院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投资无论是控股也好，合作也好，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吴建卫：投资确实要搞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医院的运作很专业，如果仅仅为控制医疗风险出发，投资医院并不是唯一选择，跟医院形成合同关系的合作，保险公司更容易做到。随着医改方案的出台，我觉得医院跟保险公司合作的态度和合作的意愿都比以前更好。

　　主持人：控制医疗风险，除了投资医院，还有没有其他有效的方式?

　　李玉泉：新医改为我们带来了控制医疗风险的新途径。降低医疗风险关键是要打造一个医疗风险控制平台。我们也做了近4年的探索，体会是，只有社保大额补充业务和基本医保管理能够一体化，前端和后端联动，才能更好地借助政府的力量控制医疗风险，医疗行为也更规范，对参保人员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像我们在湛江的实践就很好，除了承办城乡居民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外，还同时承担了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在参保人员缴费不增加的情况下，保障程度翻了一番，而人均住院费用从2007年的8852元降到2008年的7369元。

　　乐清文：医疗保险经营那么多年，对数据的有效利用和挖掘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大家掌握的数据都是有用的资源，然后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分析。现在的医疗数据只是诊断病历，文字的说明，仅有的数据也只是赔付了多少，收入了多少，不规范、不标准。

　　邵晓军：经营健康险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如果前端有一点误差，后端出来的分析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失误。新医改会在这些方面逐步规范化，未来对整个医疗服务，医疗行为、临床路径都会有规则，对医院建立一套规范的体制。那么对保险公司，特别是商业健康险公司来说，如果国家一旦建立了这样一套体制之后，关键看你怎么把它运用到自己的风险控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