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有差别。同时这也是决定工资报酬水平及工资差距的核心因素。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复杂劳动、生产流程中责任大的岗位等往往工资报酬要高一些。

　　其二，商品市场及价值规律会对劳动差别产生放大或缩小的扭曲作用。比如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中的员工可能工资会高一些。

　　其三，人力资源市场会对工资产生调节作用。供大于求的劳动者劳动力价格会偏低，供不应求的劳动者劳动力价格会偏高。

　　其四，生产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也不小。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时代，资本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例相对较多，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相对较少。

　　其五，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政策大环境会起导向作用。一方面要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方面要警惕贫富分化，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通常认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这个决定工资的核心因素是分配原则的客观基础，而国家收入分配的大环境则是可变的。

　　政府调控不可或缺

　　合理的工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不合理的差距会激化矛盾。当前中国的工资差距过大，一是与历史比较差距扩大速度较快，二是与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行业、地区间的差距偏大。当前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还不成熟，成为造成中国工资拉大的制度性原因。因此，杨黎明认为，在此阶段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要夯实收入分配的体制基础。包括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国企改革完善工资管理体制，在非国有企业构建工资协商、劳动者民主参与机制。

　　政府作为市场调节的修正者，应有针对性地对市场实施反周期调节、逆向调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短缺、就业压力大，政策因此向资本倾斜。当前，则需要对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比如简单劳动者增加保护。因为供大于求的普通劳动者总是处于劣势地位，任由市场调节工资水平会偏低，需要政策采取适当保护。

　　此外，对一些周期性特征明显的行业，政府需要运用税收杠杆和收入政策实施反周期调节。

　　此次论坛达成共识，认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础工程，今后要以人为本，扎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就业质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强化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