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称为“小市民的新闻报道”。但让亚洲火花协会会长黄汉森感到不能释怀的是，日前在首都博物馆闭幕的国际火花珍品展参观者寥寥。对此，黄汉森认为，必须解读火花的内涵才能真正领会火花的乐趣

　　黄汉森说：如果一位藏家搞不清一枚火花产生的历史背景、图谱的含义，就不能算是拥有这枚火花，火花收藏的妙趣就在于新发现、新收获

　　随着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火柴厂的纷纷关张，火花正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记忆，注定将成为一门“博物馆艺术”。而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百余年间，火柴却是最普通的日常用品，在火柴工业盛行之初，为了吸引购买，精明的商家请来画师在火柴的商标火花上作画，题材涵盖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时事、文化习俗、科学新知、市井琐闻不一而足，由此，火花一度被称为“小市民的新闻报道”，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见一斑。

　　8月底，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收藏家协会主办，英国火花协会和亚洲火花协会协办的国际火花珍品展在首都博物馆悄然闭幕。尽管此次展览展出了包括英国火花协会前会长彼得·奈勃（Peter Neigbour）、收藏家鲍勃·斯维森邦克（Bob Swithenbank）、泰国火花藏家何荣川、亚洲火花协会会长黄汉森等收藏大家集数十年心血收藏的火花珍品，其中不乏孤品，但参观者仍然寥寥。

　　黄汉森认为：“火花收藏一直存在着误区，很多收藏者一味贪多求全，不对图谱进行解读，火花文化的内涵得不到很好的揭示和传播，而参观者只能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很难领略到其间的趣味。”

　　“收藏家收集的东西太多，总是来不及看，只是一片一片地贴起来，杂乱无章。可以想见，后人面对这些杂乱的、含义不明的画片也仍然不知火花为何物。”黄汉森认为，“收藏家一过60岁，就应该考虑卖东西了。”去芜存菁地把藏品集中在某几个时段或种类，做深入的研究。黄汉森今年70岁，“卖东西”卖了10年。而今，留在手上的是最珍视的、成系列的“古花”。

　　如果达不到高峰，就不做收藏

　　黄汉森一贯奉行“如果达不到高峰，就不做收藏”的收藏理念，在收藏火花之前，他的收藏兴趣是钱币，而钱币收藏也仅限于抗战时期全国八大银行发行的钱币。1984年，黄汉森在香港收藏家杜荣家中，看到成系列的“文革火花”，为其方寸之间呈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所吸引，其后，黄汉森的收藏兴趣由钱币转向了火花，“我必须集中收藏我能达到某种高度的藏品。”黄汉森说。于是，他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东亚地区所流行的火花品种的狭小范围内。

　　亚洲的火花收藏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903年之前。日语称火柴为“磷枝”，火花为“磷票”，收藏和研究火花的人称为“爱磷家”。始创于1903年的“日本磷枝锦集会”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火花收藏组织，有名望的火花收藏家大约有23人，正是这一批“爱磷家”，保存了一大批不为人留意的珍贵文物。这23人中，黄汉森后来收藏了其中11位的藏品。

　　黄汉森最重要的一批火花藏品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香港大收藏家杜荣处所得。杜荣是一位法官，从1945年开始收集各国火花，到1993年去世，共收集火花67万种。杜荣晚年，英国的火花收藏家曾打算用7万英镑收购其藏品，但杜荣决意要把自己的藏品留在国内，于是，他把黄汉森约来。“他病得很重了”，黄汉森回忆杜荣当时向他提了两个请求，一是在香港为他办一次展览，二是帮他把火花藏品整理成书。然后杜荣问黄汉森：“现在能拿出多少钱？”黄汉森只能拿出5万港元，杜荣也爽快地答应了，剩下的部分“按月每月给我妻子5000，分两年付。”如此，黄汉森以17万港元的低廉价格收集了自己最早的一笔藏品。

　　黄汉森的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一枚是1845年捷克最早的火柴商标，从捷克驻日本的外交官处所得，黄汉森非常了解这位捷克外交官手上的藏品，知道他手里的火花有10万种之多。事实上，黄汉森自1984年涉足火花收藏以来，便专心致力于收罗各国火花收藏名家信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有效的办法是把线索集中在几位名家范围内，有目的地收集”。上世纪80年代，黄汉森通过英国火花协会，与德国收藏家祖达结识，祖达不懂中文，经常需要黄汉森帮忙翻译、解释中国古花，对黄汉森非常敬重。上世纪80年代后期，祖达的妻子不幸辞世，祖达悲伤难抑，因为他的每一幅火花贴片都是妻子生前亲力亲为，可以说，每一枚火花上都缠绕着祖达妻子的生命信息，祖达不愿意触景生情，于是把自己收藏的火花完全托付给黄汉森。

　　黄汉森常常感叹自己进入这一领域很晚了，幸运的是，却总能得到上天眷顾。他说：“收藏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人可以永久地占有所有藏品，总是分散到不同的藏家手中，又在某些瞬间从不同的地方聚合起来。聚散之间，充满机趣，耐人寻味。”

　　对图谱的解读更有趣

　　黄汉森回忆，当时从杜荣手中拿到的火花大约有400多本，多而杂乱。杜荣晚年急于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就雇了个佣人帮他贴火花贴了半年，“大多数火花不成套，背标和正标风马牛不相及，又忙于赶时间，贴得很粗糙。”黄汉森拿到这些火花，感慨万千，由此更相信“贪多求全，毫无意义”，可惜的是，“很多火花收藏者还在追求这个”，而黄汉森坚持的观点是“火花最重要的是解读”。

　　20余年时间里，黄汉森只专注于中国早期火花珍品的收集，所收藏的“吉祥古花专集”和“日本在华火花专集”在品种和藏量上都极为可观，仅19世纪末期，南洋一带华侨“货郎担”形象就达90种之多，“这90多种形象，都用一个母版印制，又因各地审美习惯不同、年代不同，‘货郎担’的着装以及画面底色、字样有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吸引黄汉森对火花图谱进行研究和解读。

　　黄汉森把19世纪末期流传于南洋一带的慈禧头像火花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火花形成一个系列收藏，把日本“金太郎”、“桃太郎”的民间传说、“端午节”的传说形成另一个系列，又把“劝善文化”、“吉祥文化”的火花分别归类，把记录历史事件的，如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地方志”火花、记录“北洋舰队访日”的日本火花和流传于南洋一带的“劝戒烟”火花进行严格分类，以此厘清历史，阐释内涵。

　　黄汉森说：“如果一位藏家搞不清一枚火花产生的历史背景、图谱的含义，就不能算是拥有这枚火花，火花收藏的妙趣就在于新发现、新收获。”为了解读一枚火花图谱，常常要“逼迫”自己去研究更多的历史材料、走访各地火柴厂，“收藏的乐趣因而超过了收藏本身”。以19世纪末期一枚印有“支那”字样的火花为例，黄汉森说，印着这枚商标的火柴受到当时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抵制，不言而喻，这盒“支那”字样的火柴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市场。相反的，一枚“货郎担”的火花却令瑞典的一个火柴厂生意红火，“因为‘货郎担’反映了华人吃苦耐劳、精明踏实的生意人形象”，而“这些小小的画片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一部南洋华侨漂泊、奋斗的历史”。这些反映华人海外生活的火花正是黄汉森最为珍视的部分，对这一类藏品进行研究、整理，最终以书籍形式流传是黄汉森盼望的事。


　　人物档案

　　黄汉森，1939年生于新加坡。亚洲钱币学会、亚洲火花协会会长。主要收藏钱币和火花，足迹踏遍马来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英国、瑞典、捷克等地，曾收藏火花120万种。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