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近期,每当有下任特首热门参选人(下称参选人)出席公开活动、发言或接受传媒访问时,楼市和包括会否复建居屋等议题,经常成为重点,亦是传媒报道的焦点。在楼价如脱缰野马升、市民置业难的今日,公和传媒聚焦于此,完全正常,参选人就此各有说法,凭其片言只语,无从判断参选人当选后会采取什么房屋政策,不过,除了居屋等特定议题,我们认为,下任特首的土地政策,不应该止于是否复建居屋、或增加多少土地供应那么简单,而是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检视土地政策(包括房屋政策),制订具体政策方向,使土地政策在香港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健康和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序地摆脱楼市暴升暴跌的恶性循环。 须有政策应对楼市泡沫危局 这是治港能力一大考验 香港地少人稠,过去与未来发展,土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今日从回顾香港发展历程与日后香港发展应走之路两方面,认为参选人应该以全新视野体待土地政策,检视个中良窳,并提供答案,让市民知道未来的特首如何带领香港趋土地政策之吉、避土地政策之凶,为香港开创新局面。 土地政策与香港经济、社会之息息相关,只要回顾香港回归14年以来,土地政策导致楼市大起大落,牵动经济和社会民生之处,个中情况值得思考。97回归之时,楼市承接回归亢奋,楼价持续攀升,市民收入与供楼比率,达到超过80%的不合理程度,首任特首董建华提出每年“八万五”的建屋目标,企图纾解置业难的困境,其鸿图大计,当时确实有实际客观需求,若非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董建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心愿,就可望实现。 但是“八万五”生不逢时,刚捱过亚洲金融风暴,即遇上科网股爆破,元气未复又遭逢瘟疫SARS来袭,香港一度成为死城,经济活动大减,整体经济气若游丝,楼价从1997、98年高位大跌约七成,逾10万名负资产,民怨沸腾;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不但是导致董建华脚痛、“董下曾上”的分水岭,也促使中央政府改变对港方略,由对特区政府完全放手,调整为“不干预、有所作为”的介入。 曾荫权接任特首之后,于土地政策,政府完全放手让市场(实际由发展商)主导,例如持续21个月并无发展商勾地,政府却不当一回事,导致新楼供应严重短缺。所以,这几年,楼价升至脱离大多数市民负担的能力,是曾荫权政府土地政策错误的结果,已是公论。 另外,社会普遍有共识,认为政府应该复建居屋,协助中产阶层置业安居,但是曾荫权对于30多年来真正行之有效的居屋政策之抗拒,使人无法理解,因为他所说的理由,根本无说服力,例如他说的居屋会占用公屋和私楼用地,熟识香港土地政策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歪理。 我们回顾14年来发生的事,主要指出土地政策对香港经济、社会影响巨大,而在尝过土地政策带来的甘苦之后,现在楼价再攀高峰,而且处于高处未算高的势头,按市场规律,楼市出现泡沫,爆破是时间问题;届时,香港经济、社会将再尝到土地政策错误带来的苦果。所以,下任特首拿出什么具体政策,应对曾荫权政府留下来的楼市危局,使泡沫爆破时,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减至最低,这是对下任特首治港能力的第一个考验。例如会否复建居屋、增加多少供应、如何看待内地人来港买楼,以至会否有长远房屋发展策略规划等,参选人不能回避,都要清晰明确地提供答案,作为市民监察参选人当选后施政的指标。 趋地产之吉避地产之凶 推动经济转型创新局面 除了拆除楼市定时炸弹,下任特首还要从战略的高度检视土地政策与香港整体发展的关系。过去和现在,与土地相关的环节,例如在政府收入、与金融业的共生关系等,都突显土地之重要,日后仍然如此。但是由港英政府以来,财政收入对土地依赖比重之大,往往也是政府投鼠忌器,坐视土地政策所衍生负面效应,蚕食市民生计、削蚀各行百业生机的深层原因。例如高地价所引发高租金,扼杀了不少中小企营运的空间,近年社会流动性不足,整体向下流等徵状,都被认为是地产业成为财富“万川归宗”的后遗症,贫富悬殊,仇商、仇富等社会对立和不和谐,都被解读为政策向发展商倾斜的结果。 所以,如何把土地政策放在一个恰当位置,让它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积极动力,是下任特首要面对和处理的另一大问题。地产对香港之重要,调适当然要深思熟虑,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认为若从调节经济整体体质手,例如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增加经济新增长点,逐步减少整体经济对地产的依赖,只要方向正确,策划精细,推动得力,摆脱香港经济由地产业主导的局面,是有可能实现的事。 香港经济、社会诸多深层次矛盾,都与地产业有关,特首参选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提出什么良方从大格局上调整解决,使地产业成为积极、正面力量,是一道考题;此外,本港相对内地邻近城市,优势愈益消失的今时今日,参选人更不能回避经济转型问题,同时要提出答案,使无资格投票选举特首的人,从这个侧面了解未来特首的理念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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