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个拥有自由经济体制的前英国殖民地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人均收入达到3.4万美元(2011年)，但它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灾难性的住房问题。

　　德国《世界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7岁的维尼坐在下铺床上，紧紧搂着妈妈史琼欣(音)。这个不足4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可以透进阳光和新鲜空气。家当摆了好几列，并且都几乎堆到天花板，衣服、玩具、文件、课本、整理箱和食品摆得满满当当，母子俩只能在床上活动。小维尼只能和朋友约好到附近公园玩耍，他无法邀请别人来家裡玩。

　　32岁的史琼欣5年前带着儿子从广东省来到香港。丈夫比她早几个月来香港找工作。虽然母子俩不知道一家之主在香港的住址，但还是追随而来。最初他们没有收入，只能在小区边上的一个垃圾站凑合着过夜。史琼欣最终找到了工作。因为儿子已经上义务教育小学，所以她可以在一家餐厅打工半天。每月约合 300欧元(1欧元约合7.97元人民币)的工资让她可以负担得起那个小房间200欧元的月租。她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

　　根据非政府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提供的数据，仍有10万多人居住在可以上锁的笼子、小木板房或3平方米的无窗房间等不体面的地方。社会工作者估计，大约两万个孩子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不论笼屋、木板房还是没有窗户的房间，这些住处有一个共同点，即每层多达20人必须共用一间厕所和一个小厨房。往往只有厨房的水龙头能够提供洗漱机会。

　　报道指出，在香港，体面的住房是昂贵的。大多数人买不起，只能生活在无良房东的隔间房裡，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当局计划每年建造一定数量的公共房屋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每年有数万移民从内地涌入香港。

　　此外，很多老居民即使苦等了数年也不想搬进指定的房子。他们害怕在新社区裡不认识任何人。他们忍受不了更多的孤独。因此，靠房租渔利的人仍然很容易把破败公寓楼和旧厂房的隔间房以高价租给穷人中最穷的人。

　　他们大多数是从内地新来的人、失业者、非技术工移民和贫困的退休人员。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工作人员用有限的资金帮助他们。该协会是穷人的对话伙伴，代表他们向市政当局提出请求。「如果他们生了病，我们也尽力帮助他们」，社会工作者刘宜陈(音)说。在香港，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操心医疗护理和老年护理问题。但是最穷的人没有钱支付这些费用，也不知道如何跟当局打交道。

　　72岁的杨黄(音)就住在这样的隔间房内。1965年家乡发生饥荒时，他来到香港。最初他还可以在建筑工地赚钱，但随着时间流逝，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太累了。后来他当了30年邮差。他结过两次婚，7年前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大约3平方米的黑暗房间内。为了对付闷热的空气，他整天都开着两个风扇，但徒劳无用。扣除140欧元的月租金后，他的社会救济金和住房补贴只剩100欧元可供购买食品和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