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9日，经过与军方的谈判，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同意以下台换取家人安全。随后，津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解除了穆加贝的党主席职务，任命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为该党新的领导人。同时，穆加贝被要求于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位。

　　关于穆加贝11月15日被津军方控制的细节，以及津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岛上此前已有过分析，就不再赘述。可以参考旧文：津巴布韦军方否认政变，那是什么？

　　今天我们想谈的是穆加贝其人，现年93岁的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津历来友好，但其实穆加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在不少专家看来，津巴布韦之所以有今日之乱，与其本人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有很大关系。

　　而这一点，在1985年他与邓小平的会谈，以及小平同志的预见中，都可以窥出一二。

　　下文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当年任译员时的现场回忆，有所编辑。

　　其人

　　穆加贝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民家庭。念过六年小学和两年师范，然后就在国内以及赞比亚、加纳等国的中、小学任教，前后约20年，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

　　在加纳教书期间，他深受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从1964年到1974年，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他重视武装斗争，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他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

　　我曾经去过津巴布韦两次，分别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以及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

　　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到了2007年，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到了2009年，通货膨胀已经失控，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贬到最低的时候，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后来津巴布韦干脆放弃了货币主权，转而采用美元、南非兰特等货币。

　　津巴布韦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津巴布韦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百万亿元大钞百万亿元大钞

　　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的几代都生活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

　　因此，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其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

　　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但这也赶走了那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固然有自然灾害、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其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防“左”

　　1985年8月28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学谦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

　　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那时候，邓就了解到穆加贝的激进，曾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

　　随后，听完汇报，邓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

　　亲切寒暄后，进入正题。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比如，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

　　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

　　他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言，“使我们受到了惩罚”。

　　“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他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

　　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1962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本图片为作者提供）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本图片为作者提供）

　　防“右”

　　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

　　他主动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穆加贝频频点头。

　　但邓马上解释了公有制的含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补充：“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

　　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

　　“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毛巾擦了一下脸，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自己吃亏）。”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