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调研一幕：扶贫干部帮贫困户打扫卫生

　　方法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而言，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一是家庭支出过大，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劳动力、就业机会少等。

　　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扶政策里，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及财政兜底等形式，几乎免除贫困家庭的大额开支；但家庭增收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实施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因此基层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实施产业扶贫。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业或合作社，以贫困户的名义获得银行贴息贷款；这些企业融资发展生产，同时享受到政策优惠，再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贫困户。在这里，贫困户其实并没有参与劳动，却凭空获得了好处。

　　基层干部常说，只要家里有一个壮劳动力打工，基本上就脱贫了。麻烦恰恰在于，贫困户要么缺劳动力，要么不愿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条件的贫困，在获得政府支持后，优先考虑的恐怕还是用于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

　　笔者在一个贫困乡镇调研时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节期间，县里来了巨量的针对贫困户的无息贷款（户均5万），前提是要村委会担保。县政府要求，几个月之内必须将这批扶贫款贷完。但乡镇政府却很犹豫，村干部则普遍抵制。

　　为啥？因为基层干部认定，当地农民拿了这笔钱，肯定是盖房子、娶媳妇去了，不可能真发展生产，也没打算还款。结果，过年期间，很多贫困户都迟迟不出去打工，为的就是拿到这笔贷款。一些“聪明”的村干部也与之打持久战，就是不办手续，最终以拖延“取胜”。

　　客观上，在当前的条件下，扶贫干部上门做的多是“业务”：给贫困户算账，替贫困户办理各种政策优惠，给贫困户送各种好处；但显然，脱贫无法用这种“送好处”的方法完成。

　　麻烦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工作组都是自带资源去扶贫的。那些资源比较多的单位，如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委等，自带的扶贫资源比较多，工作就好做；一些“清水衙门”的工作队则都有“自知之明”，还是少去为好。

　　比如我们调研的一个贫困村，是团县委挂钩的。按照要求，团县委每个月都要走访贫困户。村书记出于好心，每次都说“不要来了，要了解情况问我们”。团县委的干部却很认真：“我们就到贫困户家里喝杯茶，不吃饭”。村书记只好实话实说：“老是不见实惠，老百姓觉得是扰民。茶也不要去喝了，老百姓没空”。

　　换言之，扶贫干部做的是自己工作，却多大程度上与贫困户有关呢？故而，哪怕是贫困户得了好处，也会觉得厌烦。

　　贫困户核实确认贫困信息

　　模糊

　　其实，回到本源，所有政策的“精准实施”，都需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政策信息足够透明，二是政策信息可计算。

　　但在目前的乡村社会，这两个条件常常难以成立。比如，我们的一些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了户籍、银行、房产、车辆、教育、医疗、社保等信息，可以识别出一些“假贫困户”，但绝大多数真正的贫困户信息，则通常是模糊、难以计算的。

　　就拿最直观的家庭收入来说，经常连农民自己都说不出来（季节性变动、零散收入等）；一般农民并不记账，其家庭经济活动也难以计算。在岛叔看到的贫困户家庭中，几乎每户墙上都贴着大大的白纸，写着这家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开支情况——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扶贫干部的大量“算账”工作。

　　岛叔一问才知，这是为了让贫困户记住自己的家庭收入和开支等关键信息，以免上面检查时，贫困户答不上来或答不准确而致扶贫工作功亏一篑。

　　“精准”和“模糊”，是中国基层社会长期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如果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从“如何让贫困户脱贫”变成“如何让扶贫工作经得起扶贫系统的考核”，那就变味了，走向形式主义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为了保证在上级验收时万无一失，只能对贫困反复遍访、回访、拉网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头看、再回头看，相关数据不断核查、比对，档案改了又改。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可以覆盖整个治理过程的监督体系，却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测，就始终会出现一种矛盾：哪怕基层真做了事，真接触了群众，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做事，又怎么谈得上跟群众交心？

　　因此，在新时代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层体系”内部走群众路线。上级应该慎用督查、问责等手段，而应该多走基层，多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层干部交心，在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体性的过程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