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0日，新选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政府意识到前几届政府一手遮天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终于不打自招地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欧盟允许的3%上限而达到12%，即刻引起很大震动；其后揭露出的更多弄虚作假、施政弊病与胡乱借贷等丑事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专家都把该日看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之后，接着又有爱尔兰、葡萄牙相继陷入同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到了2011年，西班牙与意大利这两个较大的欧元经济体也纸包不住火，同样暴露出严重的债务问题，其信用评级遭到下调。于是，借贷难、借贷成本升高、破产阴影、能不能保留欧元区成员证等一系列问题频频困扰着这几个负债累累的欧元区成员国。欧元区其他12个成员国大多数也同样身背沉重的债务，但还没落泊到还不起债的地步。鉴于大伙儿17国都结义于同一欧元货币同盟且又都属欧洲27国政治联盟，12个还勉强背得起债务的欧元区成员国便没有见危不救的道理。

　　但是，如何拯救希、爱、葡、西、意这5位难兄难弟及如何维护欧盟的团结，并不是一个牵涉到只拿出几亿或几十亿欧元资金的事，而是要拿出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欧元的空前巨资。17个属欧盟的欧元区成员国都是主权国，个个都背有轻重不同的债务，要大家分摊出钱去救援难兄难弟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的事。由于德法两个老大哥掏的钱最多，领头出谋决策的重担就落到它们俩肩上。面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类似欧债危机这样的难题，德法两个老大哥可真伤透了脑筋。

　　既然债务危机与经济有关，人们就自然认为应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但欧债危机有其特殊性，要应对它所可能采取的经济手段有一个局限性，即只要不舍弃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就不存在危机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一切办法都得在保留欧元的基础上想出来。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能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危机国可以选择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或者选择推行货币宽松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其中包括削减工资、加税或减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贪污腐败、健全监控与税收制度、加大投资以创造就业、改进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从凯恩斯经济学观点出发主张欧美国家应该加大政府投资和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以应对 危机。这种对策无疑是欧盟决策者可以采取的选项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不大可能适用于所有危机国。因为大多数危机国在各自陷入欧债危机之前主要推行的就是放任的货币宽松与赤字财政政策才导致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要减少债务，危机国国民必须改变那种坐享高福利、高工资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改变过来的话，再多资金的投入也可能只投入到福利的无底坑里，而起不到刺激增长的作用。

　　因此，面对这场空前的欧盟债务危机，提供资金的救援机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新建立的欧盟金融稳定机制（亦称欧盟救市保护伞），就理所当然要求危机国在接受救援贷款后必须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这种经济处方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效，但其见效慢，所须采取的节约措施也很难被老百姓接受，因为其会导致部分人须付出收入减少、福利降低、甚至饭碗不保的代价，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南欧希、葡、西、意4国人民对紧缩政策表现出的抗拒心态尤为明显。

　　明显地，紧缩财政政策尽管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却是一个不受欢迎、难以推行的政策。试想，在已成功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欧洲，谁愿意看到自己多年享有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被削减？自己分享到的公职被砍掉？其实，人人都知道，社会福利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根据各国的经济生产力与生产率建立起来。一国国民如果不能理性地认识到其所享有的福利和工资水平以及其国家所拥有的公职数量与其经济生产力与生产率不相符合而必须重新调整的话，其就不可能具备一种共体时艰、共度时辛的心态。没有这种合乎理性与现实的心态，危机国要走出欧债泥潭的可能性就不大。这也就是为何市场对欧盟是否有能力克服欧债危机的信心不大的原因之一。

　　从欧债危机持续了两年多的情况来看，单靠紧缩财政政策或者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危机已行不通。事实告诉人们，两者都得兼顾到，都得实施到恰到好处。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随后又克制地实施紧缩财政政策避免债务失控便是一例。不过，再好再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国民心态的配合，其所可能产生的成效是有限的。我们可以从爱沙尼亚与希腊这两国不同的国民心态了解一二。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的小国，2011年1月1日才新近加入欧元货币同盟，成为欧元区第17个成员国；虽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也遭重创。在历史上，爱沙尼亚在中世纪时期先后遭受德意志骑士团与瑞典帝国的统治；1918-1920通过一年多争取自由的战争获得独立。在独立之前的210年和二战1939年开战后的50年前后隶属沙俄和苏联。1991年再次摆脱了苏俄的统治，取得独立。当时恢复了主权的爱沙尼亚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实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电子信息业、互联网业和旅游业都有了较好的发展。2004年成功加入欧盟。2003-2007年后每年经济达到平均8%的增长率，人均GDP产值达20000美元，比20年前增长了10倍，成为欧盟前东欧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享有波罗的虎之称。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爱沙尼亚国内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下滑14%。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爱沙尼亚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开支，降低工资标准40%，甚至连首都塔林市区的路灯到了凌晨3点半以后也熄灯，以节省电费。难得的是，该国民众都能理性地接受政府实施这些艰难措施，表现出一种共体时艰的心态，没有发生暴动或街头抗争。人们看到，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爱沙尼亚没有像其他南欧国家一样，靠扩大外债规模“开源”，而是通过内部勒紧裤带“节流”，其外债总额只占GDP的7%左右。2010年GDP恢复3.1%的增长率。现在许多人谈论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来解决其债务问题；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爱沙尼亚人却在欧元区出现瓦解危机、且本身还未摆脱经济衰退困境的时刻不改初衷，坚决加入欧元货币同盟，以表示对欧元充满信心。如经营Skype公司的史坦先生说道，在爱沙尼亚，他们努力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梦想成为欧洲”，“这是我们归属所在，我们的世界。”

　　反观希腊。居住在这片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居民对欧洲其实应该更有归属感。欧盟其他成员国也特别欢迎希腊的加盟。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基建和其他经济发展上获得欧共体预拨经费与基建拨款的资助，逐渐地融入了欧洲市场。1992年成为欧盟一员后，希腊获得欧盟更多的援助。但遗憾的是，希腊作为欧盟的一员并没有遵守《马斯特里希特条约》关于政府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以及未清偿债务总额不能超过GDP的60%的规定。甚至到了2000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便通过与高盛等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以降低财政赤字蒙混过关。这种近乎揩油的心态不仅对已无益，也最后拖累了整个欧盟。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民为何具有这种心态，其因也许要从其历史去找。

　　历史上，古希腊因为有其在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建筑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被看成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后又吸纳了古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后来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830年虽取得独立，但却摆脱不了欧洲各大国的摆布和操纵，且和邻国又纠纷不断。独立后的希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民众中分成保皇与共和两大派，引发了剧烈的权力争夺。一战后与土耳其交战失利，战后双方驱赶了本土敌族居民，进行了土耳其伊斯兰教居民与希腊基督教居民的大规模迁移。二战期间希腊惨遭法西斯势力尤其希特勒军队的迫害。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保皇、共和两派转化为亲共与反共两大敌对势力，陷入内战。1949年内战结束后反共保守势力取得执政地位，1967年又发生美国支持的政变，改由军人执政；1974年希腊陷入严重内外交困境地，军人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1975年希腊终于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1981年顺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希腊的政治经济才开始走向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

　　从这简略的希腊历史概括可看到，自古希腊被罗马征服至上世纪70年代，希腊人有2000多年生存在欧洲和西亚不同文化的影响之下，无法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甚少有机会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文化失落感，人们为一些事很容易情绪爆发——2008年底雅典警察不慎开枪打死一名15岁抗议青年所引发的多日暴乱便是一例。在现代希腊文化中，理性成分占的比例还是较少，情绪非理性成分仍较多。从近30多年历次希腊民主选举可以看到，竞选政客都不是很有理性地根据希腊经济实际能力提出他们的竞选纲领，选民也不是很有理性地看待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承诺，造成每次选举选出的政府都用透支手段来兑现其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如加薪、加职、加福利等。不断地透支只能非理性地不断借贷，政府之能不断非理性地借贷就是因为选民也非理性地放弃监督政府哪来那么多的钱搞涨工资、添加职位，并让希腊人可以比德国人提前8年退休拿退休金。上上下下非理性地自欺欺人，这种文化无可避免地造就善于弄虚作假的一批人，因此2001年希腊政府也就有本领将经济数据作假混入了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已先后6次给希腊提供了总额超过500亿欧元巨额援助贷款资金，可是希腊仍走不出债务危机，经济也不见起色。从希腊所积累的债务来看，希腊人应该是最须放弃贷款泡沫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应该勒紧腰带借助欧盟所提供的巨额贷款来渡过难关，重振经济。然而，现代希腊文化似乎与古希腊哲人所推崇的理性文化脱了节，许多希腊人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抗拒心态，对政府所推行的任何合理改革都发动群众罢工或示威抗议来抵制。这使人对希腊的前景难抱乐观态度。

　　国民心态无疑是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的、理性的国民心态不会给国家产生过多的麻烦。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德国没有被卷进去，德国的经济状况也相对表现得较好，这多少归功于德国民众较健康、较理性的国民心态。试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泡沫现象，而唯独德国没有？为何德国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乱借贷建房炒房、不乱炒股、不爱把自己装扮成一身名牌？这不就是一种理性的国民心态使然吗？

　　德国法兰克福 胡祖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