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落马官员，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落马官员的背后都有其子女的身影，这些官员子女也就是我们平时口中常说的“官二代”。不可否认，近年来“官二代”一词频频出现在负面新闻之中，这种现象让人不得不引起警惕，对于这个特殊群体我们必须予以有效管理约束，绝不可以任其放任自流。

　　近来笔者正在研读宋史，发现宋人在约束“官二代”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或许可以为千年之后的我们提供些许有益借鉴。通过笔者的总结，宋朝对于“官二代”的约束机制，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种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所谓“软约束”，主要表现为家庭与社会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塑造官宦子弟的心智。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这点在他们的家训之中便有深刻体现，比如包拯的家训，全文只有一句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宗法时代，“开除家籍”无疑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包拯这条家训的约束力非同小可，他的子孙最终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家训的兴起与儒家的复兴是同步的，儒家相信“教化行而风俗美”，重视对社会风气的培养。宋代士大夫家训表现出来的“修身—齐家”思想，与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互响应，进而促成了一种敦厚的风俗。一个人处于这样的风俗中，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不致于做出太出格、太丢人的事情。我们肯定想象不出范仲淹、司马光的子孙敢像小说杂剧中的“高衙内”那样肆无忌惮，公然在闹市欺男霸女，即使法律不管，自己肯定也丢不起那个人。

　　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行之有效，所以“硬约束”当然也必不可少。在司法理念上，宋代的士大夫认为“法者，乃天下公器，虽天子也不得徇私。”同时也强调司法的公正，比如司马光曾说：“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体现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确立了“独立审判”的原则，“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意思是说，按照法律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司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这样的司法制度安排，应该说是有利于司法官摆脱权贵的影响，从而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文/许谨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