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0，信托业发展主线一目了然——监管升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日趋完善、去通道、降规模，行业风险有序释放以及创新业务新业务。银保监会黄洪主席明确指出：“目前信托正在进行第七次行业整顿”。那么本次整顿的焦点何在呢——融资类信托！！！

NO.1

　　融资类信托业务规模仍占半壁江山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季度末，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为10.31万亿元，占比49.42%，管理财产信托规模为3.63万亿元，占比17.41%，融资类信托余额为5.95万亿元，占比28.52%，较上年末提高1.53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3季度末，投向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资金总额为2.76万亿元，占比为16.01%，较上年末提升0.29个百分点，仍然是信托资金第二大重点投向领域。投向房地产领域的信托资金总额为2.38万亿，占比为13.8%。

　　信托者课堂：地产+城投平台一直以来就是各大信托公司的主流业务，也是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而近年来，房地产信托业务在严监管政策下，规模一减再减，从第一重点投向领域一步步慢慢降下。降规模效果显著，一大功劳皆来自于此。

　　NO.2

　　“功”与“过”

　　今日之融资六日业务是行业整改焦点，而去评判、探究其转型何处以及功与过，还得将之放置对应“时代洪流”中，才能一窥究竟。

　　融资类业务特征明显：法律关系简单明确、交易结构明了、清晰。一般，投资人只需理清3个问题：融资方是谁、资金去向何处、还款来源为何 便能做出投资抉择。而在改革开放早期，社会发展核心能在于解决物质财富极度短缺这一社会矛盾，从中也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融资需求，但与之对应的是资本市场极度不完善，更甚至“零基础”起步，募资能力又是极弱。而权属明确的融资类业务贴合了时代需求，更暗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义文化。一跃成为最高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金融工具、手段，随着社会发展、各方面配套设备的完善，逐步升级为中国融资市场的主流产品。这是时代的选择，哪怕到了今日，无人可以否认融资类业务存在之价值和贡献，此为“功”。至于“过”，正是当下业内所口诛笔伐，如“资金池”、“单体机构风险”等等，此前论述多次，不再赘述。

　　NO.3

　　转型”之因

　　融资类业务成于斯、败于斯。一，今日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早已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配置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仅以信托为例，环视当下，产品类型单一，远不足以满足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管理多元需求以及实体经济企业综合金融服务需求。二，融资类业务有着明显的周期性，而且业务模式“重资本、重资产”，一旦经济下行，资金流动性紧张，大型企业可以抱团取暖，中型企业并购重组，但中小企业往往难以顶住这经济周期的冲击。其三，非标债权业务以赚取利差为盈利来源，唯有扩大规模一途，增长利润，而非标业务，量大必出不良。此类业务发展至今日，规模早已破万亿，而信托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升速度远不及其规模增速，这转向到了今日，确如“箭在弦上”。

　　NO.4

　　两大策略

　　针对融资类业务两大弊端：规模过高、信托公司风险管控能力有限，监管层对症下药，开出了两大良方。其一，对非标业务设置上限——信托公司管理的全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信托公司管理的全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他人提供贷款或者投资于其他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计实收信托的百分之五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其二，提升信托公司综合实力，近来最显著的表现便是“业内增资潮起”。

NO.5

　　不搞“一刀切”

　　近来业内有称融资类业务不升反降，后续监管层是否会“一刀切”，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一刀切是不可取的——多年来，信托融资直接关联实体经济企业，单从杠杆效应考虑，一旦压缩规模过大、过快势必引发某些区域、行业的连锁反应，打破企业资金供给平衡，对企业资金链造成过大冲击，这引发后果一定、一定是与监管初衷背道而驰。风险释放必须是有序的，在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

　　NO.6

　　转型“畅想”

　　业内大佬曾对信托做出一番精准论述：信托的本质是法律关系，践行基金化、证券化、资产管理化发展，以构建高质量的发展新模式。

　　当下的融资类业务便是“资产管理化”的最佳实践，而后续信托业的转型方向，应该是在“基金化”、“证券化”大下功夫，如资产证券化、ABS、Reits。

　　目前，“非标转标”是趋势，如果在2021年提一个畅想，或许会存在一段过渡期，也会有过渡特色的业务模式。或许如“永续债”信托在2021将迎来一个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