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去年底浮出水面，后经一波三折，以今年5月初欧盟与IMF联手推出7500亿欧元援助计划为标志，进入调整阶段。近来危机虽有缓和迹象，但其前景受深层结构困扰，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希腊危机根源何在？人们普遍谈论的宏观失衡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欧盟成员国中规模较小、较不富裕的国家，1999-2008年间希腊GDP 年均增长率为3.9%，显著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然而希腊经济过度依赖消费，同一时期经济增长对消费依赖程度平均为90.4%，导致外部逆差扩大、政府债台高筑。
2000-2008年间，货物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占希腊GDP比例平均分别为18.3%和5.5%。考虑进资本收入、转移支付等其它项目，希腊近年的经常性账户逆差占GDP比例通常维持在10%以上。同时，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2009年政府债务率达到110%。这意味着，假定债务平均利率为3%，希腊需要保证GDP增长率超过3%，才能在长期正常支付利息。
维持大比例的外部赤字和债务扩张，必然抬高外债占债务比例。2004-2009年希腊外债从1220亿欧元上升到2230欧元，占GDP比率从65%上升到93%。历史中大量的债务危机案例显示，过度外债比内债更容易导致违约和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不应忽视的另一个根源，是希腊在加入欧元区后，丧失了汇率和利率两大调节宏观失衡的基本手段。对比希腊上世纪后期的宏观经济表现，有助于我们认识放弃利率和汇率调节工具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70-80年代，希腊也曾经历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局面，1973-1993年通胀率一直维持在二位数，平均高达18%。为了应对严重通胀，希腊不断提高利率，1973-1993年间将利率从6.1%提高至17.4%。高利率客观上约束了政府举债行为，将赤字率和债务率维持在了相对可控水平。
加入欧元区后，希腊凭借“借来信用”，得以获得廉价融资，但与本国经济基本面相适应的利率调节工具不再发挥作用，在客观上助长了过度借贷消费，导致危机的发生。
丧失汇率工具更使得希腊难以有效、主动地调节外部失衡。加入欧元区前，希腊外部失衡维持在比较可控的范围。上世纪90年代，希腊贸易赤字增长，促使希腊本币德拉克马贬值调节。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贸易赤字率高达两位数，但欧元却因欧元区整体宏观经济强劲而显著升值，客观上加剧了希腊外部失衡。
可以说，丧失货币与利率工具有点像丧失免疫功能，会使经济有机体陷入危险境地。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当时拥有独立货币政策和利率调节手段，希腊在上个世纪仍然被宏观经济失衡所拖累，然而毕竟不至于发生目前这样深重严峻并具有全球影响的危机。
欧盟拥有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管理能力，欧元问世被看作新世纪(002280,股吧)重大而成功的制度创新，欧债危机如华尔街危机一样令人惊诧，对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原理和规律，很有借鉴意义。
一是希腊危机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危机发生的根源。现代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与政府间的交互作用。经济增长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良性互动的结果，相反，危机也总是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缺陷有关。
华尔街金融危机说明，货币过度扩张与缺乏监管的市场逐利冲动相结合，有可能为危机因素的滋长提供适宜的温床。希腊和欧债危机则提醒我们，政府失误也可能成为危机“完美风暴”发生的关键因素。希腊政府鼓励过度消费是危机重要根源之一，财政数据造假更是政府失败的典型表现。欧元区治理结构的设计和操作缺陷，对危机发生也难辞其咎。
二是这场危机强调了财政纪律的重要性。欧元区制定了“3%和60%”标准，说明并不缺乏对财政纪律重要性的一般认识。然而相关标准并未得到真正落实，很大程度流于形式。比如，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就财政标准而言，只有个别年份“达标”，财政纪律松弛成为危机酝酿爆发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目前财政状况总体尚属稳健，然而重视财政纪律原则，对中国仍然具有长期借鉴意义。
三是它凸显了宏观失衡的危害。经济增长近九成靠消费推动，贸易赤字率十多年持续超过10%，是一系列的宏观失衡促成希腊债务危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国际收支“双顺差”困扰。虽然中国外部失衡有自身特点，然而欧债危机对中国还是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四是这场危机应当让我们重估放弃货币调节手段的利弊得失。放弃主权货币、采纳区域货币，确有可能带来利益，如节省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等。然而其真实代价则可能要通过一次重大危机，才会被充分展现和具体认知。希腊危机表明，在国际财政有效约束机制这个前提条件真正得到满足之前，过分看重固定汇率或单一区域货币带来的利益，放弃主权货币及汇率和利率调节机制，存在重大危机隐患，本质上难以持续。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新形势下面临如何选择汇率体制和评估国际货币体系等重大问题。欧元初步实践和希腊危机教训，对求解上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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