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思路应有长期化制度化视角

上证观察家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升调控效率，相关政策就应有长期化制度化视角。为此，短期宏观调控应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其置放在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平台上进行。这不仅要求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化体系，还要求优化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这无疑是艰难的征程，但我们别无他选。

　　鉴于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力度上的重大分歧，未来政策走向更有可能沿着折中思路前行：从紧政策可能会做出局部调整。最有可能成为放松紧缩调控的突破口在于：放缓人民币升值、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台若干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放松政策，在必要时(比如房价深幅调整时)，放松信贷管理规模。

　　可能这样的折中方案会让持鲜明不同立场的两方人士均感失望，但仍不失为现实之举。经济增速和物价增速的双回调，以及资产价格的弱势调整使得宏观调控加力从紧变得不再现实，没有人敢打赌明后两年经济增长是否会掉到9％以下，甚至8％附近；也没有人敢预言这个仍居世界前列的增长速度不会对就业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能掉头放松的理由有三。首先，中国此轮通胀压力远未消除。很多人注意到我国的CPI指数因食品比重过高而可能夸大通胀严重程度，但同样也该注意，食品价格是推高对“金砖四国”此轮总体通胀水平的平均贡献超过50%，中国并不特殊。此外，我国的CPI并未包括很多涨价较快物品在内，通胀率又因工资、油价、土地等重要物价的管制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也未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国内价格所造成的普遍压力。

　　其次，比较一下国内外的物价走势可以发现，我国总体货币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当前欧美国内的通胀率在4％至5％左右，而我国在7％至8％。如果可以近似地认为欧美国家的通胀率反映了国际物价上涨的影响，将其作为参照系表示外部冲击所造成的正常通胀水平，则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因CPI构造和价格管制等因素已打了折扣，即便如此，中国的通胀仍高出正常水平3至4个百分点。大致地看，这部分多出的通胀率应该归结为宽松的货币环境。

　　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严厉到遏制了经济增长的地步。在紧缩工具上，就信贷规模增速而言，按照央行“规模不变，增幅下降”的信贷投放原则，今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量将不得超过去年全年的3.63万亿元；而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达到了2.7万亿，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七成。虽然上半年信贷扩张固然有冰雪灾害以及特大震灾等意外因素，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过度紧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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