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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把上海建设成为与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中,早已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诞生开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在金融机构、资金和各类金融市场方面成绩斐然。当年,上海金融机构不但为企业提供贷款,也支撑着当时政府的财政与远东地区资金运转,形成包括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外汇市场、黄金白银市场以及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与国际接轨的各类金融市场。汇集的人流与资金流量让上海的金融交易规模达到远东地区首位,上海也因此当仁不让地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然而,在随后的许多年里,因为各式各样原因,香港、东京以及新加坡等城市都超越了上海,成为世界或地区级的金融中心。 时间的车轮来到2008年,在金融海啸发生后,人们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反思,让中国看到建立和发展高效的金融中心,需以实体经济作匹配。这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一方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大起大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摆脱在全球金融体系内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政府立马想到了上海,并欲将其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看中的是其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传统、已经和将要发展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时差的衔接等等各方面的金融底子。 不过,根据伦敦独立机构ZYen Group最新发布的权威《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009年度报告显示,香港在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仅次于伦敦、纽约和新加坡,列第四位,上海则位居35名。GFCI有五大指标体系,分别是人才、经营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五大指标体系又分解为57项具体指标,同时运用了不同的评价方法,通过市场本身的各类数据,请金融专业人士评价以及对普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最后综合起来得出一个评价结果。 这份报告让我们了解了上海与香港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差距。在报告提及的五大指标体系中,GFCI最看重的指标是市场准入和经营环境。对比上海与香港在软、硬件上的不同,我们看到,香港采用英国的判定法,过去判过的案例可以在今天引用以作为判断的依据。又比如,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在针对操纵股价行为时,提出辩方举证,证监会则会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市场监管。 很显然,在处理金融违规的法律上,运用普通法系的香港会比大陆法系的中国更严苛。在会计制度上,香港的会计制度是全球化的、世界成熟的会计制度,而中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程度仍有待加强。同时,香港的低税率且税制简单也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要素之一。此外,中国的金融管制程度仍然比较高,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发展有诸多限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外国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跨地区贷款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在金融人才方面,当前上海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也没有香港多,更达不到伦敦的l/4,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当然,上海相对于香港来说,也有着明显优势。香港的人口才700多万,香港联交所六成以上的成交额都是由海外资本完成的,造成了港股易受外围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影响。在每天五成以上的交易买卖中其对象都是国企股、红筹股和民营企业股票。如果上海在将来能够胜任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依靠13亿人口做后盾,再吸引海外资金进场交易,届时,香港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自然就被降低了,同时亦对港股资金有明显的分流作用。 现在,受资金进入内地不顺畅的影响,众多看好内地发展的资金只能依靠香港这个桥头堡,间接分享内地经济成长。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将全面市场化。海外资金就毋须绕道香港,上海将有机会全面提供境内外人士相关金融服务。不过,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可能还需要五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上海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前,还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比如,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打击内幕交易、完善会计制度以及提升市场参与者的守法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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