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的三条跑道
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由之路。其中，《规划》着重阐述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国内国际双循环、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导向，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1、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为了提高总体经济的发展质量。《规划》明确了科技创新在未来五年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地位。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是其中的关键攻关领域。《规划》提出，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和支持。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
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下，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被着重强调。
首先，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产业链安全自主的基础。因此《规划》特别明确了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规划》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增加技改贷款，推动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向制造业倾斜。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巨大，也有十分坚实的基础，新冠疫情下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近20年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厚积薄发。《规划》提出，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手段，将数字经济贯穿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
2、高质量供给匹配内需扩大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为了提高产业和市场发展的质量。外部环境的恶化，强化了中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决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的。我们意识到，只有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将更多需求留在国内。同时，内需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国内供给的独立性和韧性。
因此《规划》提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3、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为了提高经济结构的质量。上文提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不够”：
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效。例如，国企占据着垄断行业和地位，经营绩效却相对较差，不具备竞争力;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程度依然不足;中西部地区投资浪费现象仍存，导致地方债务高企等。
针对这一问题，必须在安全发展的前提下，回归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规划》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推动国有经济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强化资本收益目标和财务硬约束。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二是要素流动不够自由。例如，户籍制度依然对人口流动产生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迟缓;农业发展中各种要素组合被锁定，城市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发挥规模经济。
针对这一问题，必须消除要素流动和循环的制度障碍。因此《规划》提出，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完善农村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三是经济结构不够平衡。例如，在城乡之间、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资源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综合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类利益群体。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让城市成为解决贫困、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因此《规划》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让农村发展起来的方式来缩小城乡差距。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进一步缩小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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