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行2.7亿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示，2012年5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越来越巨大，而且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创新，它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春节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的途径。“你放出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糊。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相关文章：
害人害己的温州炒房团（组图）
温州炒房团内部现分歧:部分炒家选择出货
最新文章：
· 统计局：3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收窄
· 广东潮州和汕尾两市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 郑州六部门联合发文：今年计划完成1万套二手住房“卖旧买新、以旧换新”
· 北京携手津冀两地推介宅地 拟适时优化土地交易规则
· 北京取消离异3年内不得京内购房政策
|网站首页|财经金融|银行|股票|基金|保险|期货|股评|港股|美股|外汇|债券|黄金|理财|信托|房产|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