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导演杨晓飞的镜头里，创业者刘辉时常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图/杨晓飞

　　创业者刘辉说：“创业大街上的咖啡厅生态就像亚马逊雨林，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就像一头水牛死了倒在河里，迅速被周边的族群分食，死得越快，意味着演进越快。”

　　凌志军曾做过一个统计，在199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

　　刘辉观察，创业大街上生死更替的速度从2014年下半年起开始变得越来越快。“2013年，你很容易找到一个月前你在咖啡厅里遇到的创业团队，现在你很难找到一周前在这里工作的人。”

　　如此高的死亡率让创业者开辟新事业的行为看上去更像一场巴丹死亡行军，危险而又孤独。创业者们彼此抱团合作也成为大街上创业获得成功的秘密。如果你在创业大街外的星巴克被陌生人搭讪，你一定将其视作是一种冒犯，但在创业大街上，兼具创业焦虑和孤独的创业者不会轻易拒绝来自外界的帮助。

　　创业者徐敬程认为，共同创业的气氛能够让创业者时刻处于既竞争又互相学习的状态。90后的他就经常去找坐在他身后的创业团队“童子军户外网”创始人冯钰和鲍禹卿帮忙，他们都比徐敬程大10岁，冯钰此前在千夜旅游网做CEO，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而作为电脑安全产品“影子系统”创始人的鲍禹卿则有丰富的软件设计经验。

　　徐敬程说，他能给冯钰和鲍禹卿带来更年轻的想法，更年轻的朋友圈，帮助他们找到靠谱的实习生，甚至帮助他们安排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活动；而鲍禹卿认为，自己能给徐敬程提供更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帮助他们更沉稳地创业。

　　创业大街的口号是，创业梦想人人平等。但在平等的梦想下却隐藏着现实世界的森严等级。在这里，大多数普通、尚未崭露头角的创业者的事业起点，通常是从创业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厅开始的。

　　这些咖啡厅通常24小时通宵营业，并不强制要求客人消费，大多数创业者来到这里，可能会点上一杯2美元的咖啡，也可能什么都不点，就开始享用一整天免费办公位、电源和无线网络。

　　刘辉说，在创业大街上，车库咖啡就是创业生态圈的最底层，这里鱼龙混杂。“在这里创业也就比你露天好一些。”

　　26岁的王方帅就是这群底层创业者之一，他和他的好友在稻香西里小区合租了一个三室一厅单元房的主卧，每月房租1000元。每天上午9点，他会准时从小区步行20分钟来到创业大街的车库咖啡。

　　毕业4年的他，此前加入过3家创业公司，甚至还得到过股权。为了这次创业，他决心拿出自己此前4年的积蓄4万元钱，他给自己定的创业期限是，如果4万元钱花完还没成功，就重新去找一份工作。所以，他现在尽可能地保持节省，以便延长自己创业的周期。平时，他的早餐食谱是两根油条，一个卤蛋，一杯豆浆，一份咸菜，一共7元钱。午餐时间，他会来到车库咖啡背后的中国技术交易大厦地下一层，那里是腾讯北京分部的员工餐厅，他只需要花16元就能吃到两荤一素，这让他感觉非常不错，既保证营养也价格便宜。午餐后，他会回到车库咖啡继续与团队工作到晚上10点回家。

　　与世界上大多数还在初创期的创业团队一样，王方帅的合伙人并不领取工钱，只有一位技术合伙人收了他一万元人民币，其他合伙人以分享股权作为工作报酬。股权激励机制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保证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缺钱而死掉。

　　已经在车库咖啡创业一个月的王方帅自嘲是“屌丝创业者”，“普通大学、普通公司、普通背景、普通长相。”但他又重重地强调了一下，“但我不认为我的技术实力比大公司的人差。”

　　激励王方帅在车库咖啡创业的偶像不是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CEO陈欧，也不是实现4年估值450亿的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

　　“那些人离我都太远了。”他拿来激励自己的偶像是同样曾在车库咖啡厅创业的环信CEO刘俊彦。2013年年初，在国贸一家公司做了7年的软件开发后，刘俊彦和3个其他单位的朋友一起辞职，来到车库咖啡创业。当时创业时，刘俊彦已经41岁，他希望打造的是一款5分钟为APP加入即使通讯功能的软件工具。

　　为了省钱，四个合伙人和两个员工龟缩在车库咖啡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搞研发，一坐就是一年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4个合伙人自筹100万作为经费和员工工资，研发期间，刘俊彦妻子恰好临盆。

　　对于刘俊彦来说，中年创业已经不在乎名利，“老婆、孩子、车子、房子都有了，人生的后面就是想做一些事情。”2013年，央视报道创业大街时找到他，当时正值研发阶段的刘俊彦疑惑地问央视记者：“为什么要选我们？”央视记者回答他，“你们4个合伙人平均年龄38岁，我们希望证明，一个人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

　　直到2014年，刘俊彦的情况才发生转机。研发出产品Demo的他遇到了两位投资人，并当即签下了500万元的天使投资合约。那个时候，他终于带领团队搬出了车库咖啡，来到一个环境更好的创业服务机构办公。一个月后，这款名叫的环信即时通讯工具正式上线，到2014年年底，刘俊彦已获得两轮A轮融资总金额1000万美元，覆盖用户数量超过一亿。刘俊彦是幸运的，在创业大街上涌入的千万名创业者，只有少数人完成了第一次，数额在500万元范围内的天使轮融资，接下来更幸运的人将继续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进行ABCD等多轮次的融资，字母顺序越靠后，融资额依次递增。只有真正幸运的公司才能最终走向上市。

　　来创业大街开创新事业的人大多抱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另一种出于对现在生活的恐惧。一种跃向天空，一种跳出泥坑，很难去分辨哪一种想法更加打动人心。从2014年2月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导演杨晓飞开始跟拍创业者刘辉。36岁的刘辉来到创业大街是因为不满家里给他安排的公司工作，他无法接受公司的约束和领导的指挥。在创业大街前3年，他先后创业6次，6次全部宣告失败。为了抓住眼下手机软件开发的大好机会，他费尽周折找到了3位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曾经当过乡村教师、开过鞋店的孟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智美，为养家糊口来北京创业的东北汉子老崔。他们计划开发一款名叫“敢问”的智能手机软件，以便陌生人之间相互提供帮助。

　　此后跟拍的4个月里，杨晓飞历经了刘辉和他的团队从一起努力，一起抗争，又因各种现实问题不断拉扯，最终慢慢向现实妥协并分道扬镳的过程。

　　杨晓飞希望拍出中关村创业大街喧哗表面下，那些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有理想、努力、迷茫，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还有面对困境的挣扎和反抗。”

　　开拍第一天，面对镜头，创业者刘辉斩钉截铁地告诉杨晓飞，他的创业理由是：“从小到大，终于有一次机会，我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任。”而在9个月后，当杨晓飞把预告片剪辑完发给刘辉时，刘辉用双手捂着眼睛不敢看这部片子，“当时的自己太操蛋了！不想看。”

　　杨晓飞的纪录片很快要在厦门进行全球首映，他把自己这部反映创业狂潮的纪录片取名为《烈日灼人》，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他说：“烈日灼人，其实是一种带有反差感的命名，烈日是狂热创业的表象，灼人则是创业者努力前行不断突围所经历的痛苦体验，创业最终通向的应该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