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很多精英提倡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不难理解，今天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层面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范畴，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等方面，可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这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其中，以清末的郑观应（1842-1921）最具典型和影响力。郑观应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他们因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则更近一步，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中国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传统成见。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类似于重商主义，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光绪皇帝，而且影响了日后的几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赶超经济学”实际上也具有郑观应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学习、赶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这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列强任意欺负中国。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则倒了过来，是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国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国尽管经历着相对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同时美国更没有如近代中国那样面临强大的敌人。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成为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很显然，美国不仅在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在打贸易战。美国希望通过外部经济（贸易）战来解决内部问题，尽管没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会成功。

　　当然，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情。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先进国家的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的。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一战期间开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二战之后成为整个西方的领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霸权。

　　不过，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战。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到的。

　　一旦当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所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盟友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美国从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还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而今天的中国因为被美国视为“对手”，因此找不到内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贸易战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借以用来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的传统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概念或者使用类似的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为全世界各国输出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到西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知识产权”一说。

　　这些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地把传统的“朝贡体系”，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安排。但这是西方故意的曲解，因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对其他较小国家实行的“单边开放政策”，外国使节通过“磕头”仪式“朝贡”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就许可该国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中国皇帝并不要求该国也向中国开放。

　　因此，当中国皇帝的“礼物”“入不敷出”的时候，就要求减少外国“朝贡”的次数或者延长“朝贡周期”。这种封建性的贸易安排或许就是中国尽管曾经是贸易大国，但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国际性的贸易规则的原因，也或许就是中国落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战也并非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贸易战。当英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没有竞争力而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英国就毫无羞耻地在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在中国被打败之后，各国列强更是展开了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是从这种耻辱中开始的。

　　现在轮到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了。从目前的状况看，美国的意图极其明确，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局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今天的中国并非吴下阿蒙，并非郑观应时代了，未来的历史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中国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角。

　　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那么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走往日西方列强现代化道路的机会。西方列强无一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方法来辅助内部现代化的。比较而言，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内部资本积累的内发型现代化道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打开自己的国门，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的收益极其丰厚，中国通过资本积累和西方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价（尤其是环保方面的）也是沉重的。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只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但没有多少年，就迎来了今天的贸易战。

　　也就是说，中国也经历了自己的重商主义发展阶段。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其他很多经济体那样高度依赖西方美国。尽管归根结底，像中国那样的巨型经济体最终需要依靠内需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绝非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必须避免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当美国西方开始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领导层一再宣言要坚持开放政策，并且开始了新一波的更为深度的开放政策实践。

　　也就是说，中国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和排他性的重商主义时代不同，今天的经济战所竞争的是谁更开放，看谁能够通过开放政策吸引到最优质经济技术资源，从而提高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追赶或者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

　　从世界经济史经验来看，只要一个国家本身是开放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把这个国家孤立起来。同样，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资本的逻辑决定了中国是不可以被孤立的。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很多国家需要依赖美国市场而生存。这一逻辑也适用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内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

　　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比率仍然小于美国的，但其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再者，美国企业如果放弃中国市场就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导致投资的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的衰落。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其经济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其一直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是死亡。如果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中国便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边疆。既然西方花了巨大的努力打开了中国市场，谁又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呢？

　　的确，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的企业家并没有为中国发声，有的站到了政府的一边。不过，美国企业界和美国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安全和军工系统、政客等）的意图不同，企业家向中国施压是为了中国更大的开放，而其他利益集团则是意图遏制和围堵中国。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简单地说，中国越是开放，美国的贸易战越是难以打下去。

　　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面临着现存多边主义组织解体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纷纷“退群”，转向了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不过，对所有其他较小国家来说，包括欧盟成员国、日本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等，仍然需要通过多边主义机构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可以加以努力的。中国可以加快加入一些区域多边主义组织，包括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中国可以创建新的多边主义机构，类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量把美国的盟友也包括进来；即使是像“一带一路”那样的项目也可以转化成为多边主义机构，向其他多边机构开放。

　　不管怎么说，即然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但只有理性才能保护和促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国履行作为大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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