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了全世界关注，同时也引来了少量游行示威的G20首尔峰会，将在今天落下帷幕。期待会议能就解决所谓“货币战争”达成实质性解决方案的人们恐怕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失望。今天将要公布的“首尔宣言”，经历了几轮的激烈争论，就内容和措词而言，最终公布的文本将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版本。在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取向、观点看法前所未有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各方都能接受，就意味着没什么实质性内容。

　　以上显然是当下最流行的观点，但却并非我想说的全部。事实上，在金融改革、全球治理等领域，G20及其授权的BCB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多项堪称重大的进展，只是由于相对技术，并不太被人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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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货币战争简直就是一匹“黑马”，在国际经济政治的大舞台上，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占领显要位置。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中，首尔峰会的首要议题还被设定在全球金融安全网和金融改革等领域，形势在10月份IMF和世行年会前后迅速转变，货币战争一时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这虽然颇具戏剧性，却并非偶然。太多的局面你追我赶一起来凑热闹。不均匀(Uneven)的复苏将全球辟成两个半球：一边是高增长，通胀压力加大，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货币政策紧缩；另一边则是经济停滞，面临通缩，货币环境超级宽松，资本流出，货币贬值(也有例外)——如此的冰火两重天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难题，恐怕只有货币战争这样煽情的修辞才能表达。

　　不过，还是让我们用理性来讲讲这个煽情的话题。在上期专栏中，我说这其实是一场尚未打响的战争，这期来谈谈这场所谓的战争究竟有没有解？

　　求解货币战争

　　本来货币战争包含资本流入、全球经济失衡、汇率等多重纠结的内容，但一定要找一个牛鼻子，那显然还只能是汇率。因此，在今天将要公布的宣言中，我们将会看到对这场战争的定义，不过，究竟是“竞争性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还是“竞争性低估货币(Competitive undervaluation)”，就看大家的谈判和各方的立场了，后者的用词直接针对中国，前者的用词指向比较广泛，显然也包括刚刚启动了QE2的美国。宣言说，大家要避免这样的局面。

　　然而，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局面呢？在利益充分多元的国际场景下，还真不容易弄出解决方案。比如说，有人说要在宣言中批评下美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QE2)，这被很多人认为是新兴市场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压力的根源，然而，很快就被更多人否定了。比如，有人希望宣言直接针对中国发话，说中国货币低估，但也未必能达成一致。

　　作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措辞，宣言说，各国将更多地让市场决定货币的汇率，也就是说，汇率要更加浮动。这和以往长期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一致的，IMF近期一篇工作论文考察了全球不同汇率制度的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在危机后的衰退动荡中，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经济体的衰退程度有所区别，但差异不大；但在复苏阶段，浮动汇率的经济体复苏得更快更好(图1).

　　然而，问题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其汇率跟着市场颠簸，更准确地说，为了推动出口、提高竞争力而采取弱势美元政策(这一趋势已日渐清晰)，全球将为此付出代价。正是由于这样的担忧，就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都开始令人惊讶地提议“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他的意思并非回到金本位，而是希望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未来的人民币之间建立一个稳定机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亚行行长黑田东彦早先就有类似的提法。而明年将接过G20大旗的法国从今年的早些时候也开始讨论和酝酿建立类似机制的可能性。

　　除了巨大的技术性问题和理念冲突，建立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障碍可能还在美元，如果美国认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将来自弱势美元(无论他口头是否如此宣称)，那么，全球谈判会很辛苦。

　　稳定，还是更多浮动，这是个存在巨大分歧的问题，短期内很难有解。

　　求解“方向性指标”

　　大家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向性指标(Directional Target)”，这是史蒂芬·罗奇的用词。在美国财长盖特纳那里，贸易顺差/GDP比重是一个选择。对于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盖特纳来说，他提出这个指标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按照最常用的均衡汇率的评估模型，汇率水平和贸易顺差/GDP其实就是一回事。我在往期的专栏中曾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按照中国政府提交给IMF第四条款磋商的文件，中国对贸易顺差/GDP在未来几年中的估计在4%上下，而IMF工作人员的估计是6%~8%，这就是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基础，按照中国政府的估计，人民币汇率在中期将处于均衡水平(见图2)。我们还需要更多第三方的分析。10月的顺差似乎并不令人乐观，但渣打银行的王志浩通过一系列数据的估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2011~2014，他认为中国的顺差/GDP将在5%~6%(图3，图4).

　　来看看当下。按照《经济学人》的估算，2010年中国这一比例将在4.9%，而德国在5.2%，挪威在14.3%，反对盖特纳的提议，看来中国确实压根儿不需要着急。

　　贸易顺差/GDP很可能将被抛弃，那么，可能的替代指标是什么呢？一直不太说话的格林斯潘这两天忍不住说，应该用外汇储备增长或者冲销(Steralization)作为指标。这里的问题在于，外汇储备不仅来自经常项目，也来自资本项目，如果热钱持续进入，外储无疑将增长，这并非一个经济体自身的结构问题。

　　一位聪明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似乎更容易操作的指标，消费/GDP的比重。相对于贸易顺差，这个指标对于中国的结构转型更有意义，也相对容易创造腾挪空间。也许中国需要用更多决心来武装自己的转型。不过，话又说回来，用指标来督促转型，很容易被人认为是计划经济遗风，看看美国对其“五年出口计划”的分解(见图5)，你会觉得似曾相识，到底是这个世界正在趋同，还是在危机的阵痛中，我们都彻底弄错了？

　　总之，当G20峰会今天落下帷幕时，所谓“货币战争”还是无解。这个难题将被移交给IMF，后者将在明年2月向G20提交一份具体报告。把这个技术难题交给颇为擅长技术研究的IMF，显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然而，即便对于IMF，考虑到技术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这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