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债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经济萧条与政府支出不断扩张导致入不敷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日本政府出手力挽狂澜，总计投入至少50万亿日元应对危机。长期经济萧条带来的政府收入减少与财政支出的持续增加最终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相当于GDP7%的财政赤字以及两倍于GDP的债务水平。

　　继上月27日标准普尔公司将日本长期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A-之后，本月22日穆迪公司又宣布将日本“Aa2”主权债务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这一举动被看作是该公司对日本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前奏，引发投资者对于日本经济前景的担忧，致使当天日本股市剧烈振荡，日经225指数最终以1.78%的跌幅报收，当日亚洲其它主要股指亦全线下跌且跌幅普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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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2月2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债务在GDP占比突破200%是近期评级机构纷纷拿日本开刀的一个直接原因。尽管下调评级或展望给日本金融市场带来短期振荡，但换一个角度看评级机构上述举动或许有助于形成某种促成日本财政改革的外部压力，从客观上帮助菅直人政府减小国内改革阻力，而这对于日本的长期发展未必是坏事。

　　债台高筑缘于长期经济萧条

　　穆迪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称，促使其下调日本债务评级前景的原因是，该机构越来越担心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还不足以实现政府削减赤字目标以及遏制债务持续增加的势头。事实上，债务水平本就远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日本仍在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根据日本财务省本月10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达919.1511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而日本政府上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到2011财年末，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逼近1000万亿日元大关。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导演了日本这一出债台高筑的惊悚大戏？

　　张季风认为，日本的高债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经济萧条与政府支出不断扩张导致入不敷出。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即陷入长期经济萧条，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迫使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大手笔的财政扩张来扩大有效需求。自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11次提出紧急经济对策，而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情况直至2005年方有好转，伴随日本经济初见起色，当年日本新发长期国债已控制在25万亿日元以内。然而好景不长，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迫使日本政府出手力挽狂澜，总计投入至少50万亿日元应对危机。长期经济萧条带来的政府收入减少与财政支出的持续增加最终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相当于GDP7%的财政赤字以及两倍于GDP的债务水平。

　　政局动荡加深外界疑虑

　　除长期萧条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日本经济的未来也并不乐观。经济空心化、出口优势锐减、没有新的增长点以及通缩阴影长期存在都令其国内消费者很难树立信心，而老龄化和少子化步伐的加快也意味着日本社会未来收入与支出差距将进一步加大。但相比之下尤其重要的是，政局不稳令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以及解决财赤和债务上来，执政党与在野党关心的只是如何保住或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财赤与债务问题并非无解，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和政治家是否能够心无旁骛地把重心放到解决经济问题上来。”张季风表示。他认为，201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3.9%的增长，创下20多年来新高。如果日本当局能够齐心协力地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调动国内消费热情，积极发展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以扩大外需，其实日本还是有潜力通过增收和节流两个工具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日本个人消费占经济总量的60%，仅上调消费税5个百分点，就能够给GDP带来至少2%以上的增长。”他说。但是，这样简单的算术问题在政局动荡和政府频繁更迭面前却显得复杂得多。这一点从日本首相菅直人试图财政重建而面临的重重政治阻力中可见一斑。目前，仅提高消费税一项提议就已遭到其党内16位内阁成员的公开反对，更致使菅直人的公众支持率直线下降。

　　“两个大限”锁定长期风险

　　正如绝大多数专家都认同的，日本虽然是发达经济体中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其所面临的风险却因其独特的债务结构而与欧美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种独特的债务结构就是日本94%的债务为国内持有，这也是当标准普尔和穆迪做出下调日本评级及展望决定时并没有引发日本国债利率上升以及显著市场恐慌的原因。毕竟，持有94%政府债券的普通日本民众短期内撤离国债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短期无虞并不意味着长期高枕无忧。张季风告诉记者，日本之所以必须进行财政改革，就是因为其债务问题面临两个大限。如果不能在两个大限到来之前踩刹车，真正的风险势必如约而至。

　　第一个大限就是国债费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目前，日本财政结构已经相当刚性，其中每年用于国债偿本付息的财政支出已占到总财政支出的23%。而一旦这个比例达到25%，将意味着每年国库支出中有四分之一的钱是不能动的，再去掉法定的地方转移支付，可供政府支配的支出可能不足预算的一半。这将意味着国家通过财政杠杆调控宏观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其后果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日本民众势必会担心政府有一天可能通过增加税收、减少社保支出乃至制造通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了这样的后顾之忧，民众就更加不愿消费，经济也将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

　　第二个大限在于日本政府的融资能力。按照日本政府的预计，其债务总额在2011财年末将达到1000万亿日元，而眼下日本国内个人金融资产总量为1400万亿到1500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现在日本国内还有几百万亿日元的空间为政府债务融资。但是，如果债务增长得不到有效控制而突破这个融资空间，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举债海外。到那个时候，评级机构的一句话就可能引发市场轩然大波，不仅其国债收益率将大幅上升，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也将大大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限的来临不仅仅要看债务的增加，还要看到近年来日本储蓄率的大幅下降。日本政府能否赶在耗尽国内融资能力之前降低债务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决定着日本是否会重蹈欧债危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