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到底该“走”还是该“留”？这不仅决定欧元区的命运，也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欧洲的债情从来没有如此严峻过，希腊退出欧元区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议题。当前可谓政治意愿和选民意愿决定债务演进前景，希腊政治变局很可能让决策者前期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更坏的情况是希腊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在主权债务泛滥的年代，全球都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从解救希腊债务危机的方法看，要么是输血；要么是紧缩。此前一些经济学家就曾对紧缩政策提出两大质疑：一是紧缩是否导致经济恶化甚至衰退，二是紧缩能否真正改善财政赤字状况，根本而言，紧缩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有效方法。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债务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速，债务比例就会继续攀升。事实证明，希腊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并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萎缩过程，“财政紧缩、信贷紧缩、需求紧缩”使得希腊经济不堪重负，“紧缩派”不得人心，而“反紧缩派”逐步得宠。从当前的希腊政治选情看，民众难以忍受持续紧缩下希腊经济深度衰退所带来的冲击，“反紧缩”已经成为主流民意。然而，一旦将选票交由国会选举，由选民意愿决定，实际上无异于在希腊“去留”问题上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

　　对于希腊而言，留在欧元区的成本并不比退出欧元区要低。债务增长暴露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致命性弱点：欧元区内部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外围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与核心国经常项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储蓄从核心国转移到外围国，造成外围国家借债过度，形成债务积累。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了大量廉价资本源源不断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欧元区扩张也因此持续加速。

　　单一货币区的建构更加剧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根据欧盟委员会去年欧元区报告，欧元区16国竞争力差距逐步扩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间，德国、芬兰等国家的竞争力相比其他成员国稳步提升。数据显示，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后，德国从2003年到2008年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而其区内贸易比例高达70%。相比之下，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特别是希腊和葡萄牙都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一方面，希腊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严重依靠资本借贷支撑，透支消费，政府财政债务化；而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僵化和劳动力不能有效流动，各国工资很难调整，数据显示，自从1999年以来，德国工资的涨幅比南欧少了20%，自然大大提升了德国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加之持续飙升的借贷成本，使得向希腊这样的重债国要达成欧盟统一设定的达到财政和改革目标愈发困难，但是债务危机调整的成本却几乎全部压在重债国身上，这并不合理，也并不公平。如果作为失衡另一方的德国不肯放松债务融资条件，又不愿意进行跨国财政转移，那么等待希腊的选择也许就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将僵局持续下去，要么选择债务违约，甚至退出欧元区，而后者，某种意义上已经意味着欧洲一体化模式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