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次上台以来，他标志性的“安倍经济学”就一直受到国际政经界的关注。作为他在振兴日本经济的重头炮，安倍所谓的“三支箭计划”在实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最为关键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安倍始终显得缺乏决心、畏葸不前。虽然日本经济在首轮刺激政策的帮助下开始出现好转，而执政自民党又在刚刚过去的上议院改选中成功赢得国会的全面控制，但各界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依然看法不一。回顾新内阁这半年里的得失，一些舆论认为安倍的经济政策还没有完全展开，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总结日本的历史经验以及宏观的经济环境，“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不会走得太远，实体经济复苏的前景很难乐观。

　　金融时报认为，在赢得去年12月的下议院大选之后，安倍内阁与新一届日本央行便联手亮出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头“两支箭”包括了政府扩大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安倍新政的头“两支箭”在实施初期已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欣赏，为日本金融市场注入了久违的活力。日经指数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股票指数，创下了自2008年雷曼破产以来的新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进出口数据以及通缩水平都有所改善，而日本国民的悲观情绪也普遍有所缓解。一时间，“日本回来了”的惊叹声不绝于耳。然而，激情过后，全球经济宏观面的进一步走弱导致市场开始重新审视“安倍经济学”的作用。

　　其实，头“两支箭”所采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非安倍政府的原创。日本素有使用量宽政策刺激经济的历史。二战期间，“高桥财政政策”成功地帮助日本从大萧条中复苏，并从此被学术界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典范。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日元贬值和政府扩大投资来带动日本的出口和内需，并最终由私营消费和资本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经过近20年的经济衰退以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日本今天的经济格局与80年前已经是大相径庭，很难判断安倍照猫画虎是否能成功复制高桥当年的奇迹。

　　首先，日本政府目前的庞大债务压力使得安倍失去了高桥所享有的财政灵活性。为了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安倍经济学”的特点就是要利用规模上的强势来取得舆论先机，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走势。可是，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及货币量宽严重加大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并限制了安倍内阁制定后续政策的空间。日本目前的主权债务水平已达到名义GDP的两倍多，位居发达国家之首，潜在的信贷危机导致安倍不能模仿美联储那样再三对量宽加码。同时，如果日本实体经济不能及时复苏，量宽政策所带来的通胀和赤字可能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国家信贷的恶化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打击整体经济的投资欲望。其次，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贯彻“零利率”政策，但成效却乏善可陈，企业信贷及投资活动依然持续低迷。安倍本轮刺激的确为市场注入了新动力，但在信贷已经十分宽松的情况下，量化宽松的边际效益也许相当有限。最后，随着日本人口的持续老龄化和全球贸易市场的逐步开放，政策倾斜对私营资产走向的影响变得更为有限。安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未必能像在高桥时期那样有效地促进国内消费以及产能增长，量宽政策对日本实体经济的作用很有可能会被来自国外，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竞争所冲淡。

　　鉴于头“两支箭”在成效上的不确定性，被安倍视为“第三支箭”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安倍及其内阁一再强调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才是“安倍经济学”的主角。可惜的是，安倍在6月4日的演讲并没能令人眼前一亮。虽说其内容不乏像“提升国民生产力”、“发展科技产业”以及“开放本土经济”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所提出的政策细节大都是老调重弹。同时，在整体规划上这“第三支箭”也显得较为凌乱和琐碎，没能体现出新内阁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市场对安倍这“最后一箭”的失望来得并非没有道理。如果经济结构未能进行适当改革，那么之前规模庞大的政府财政及量宽政策只能是昙花一现，并为经济带来滞胀的危险。日元的大幅贬值以及政府对银根的放松的确能在短期内刺激出口和企业融资，但是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日本必须从根本上改善其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确保复苏的可持续性。

　　然而，从“安倍经济学”近期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在日本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还是很大的。经济改革有别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它牵涉到体制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就拿安倍这“第三支箭”来说，调高消费税、农业开放、移民和劳工改革都会影响到农民和普通百姓在上议院选举中对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碍于党团的压力，安倍并没将这些关键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同时，在企业税减免的问题上安倍也受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抵制，以至于在他将近45分钟的演讲里整个议题只是被一笔带过。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安倍对美国的政治依赖也肯定会对日元的贬值幅度产生一定限制。当“弱日元”对美国制造业造成困扰的时候，美国很有可能收回它对安倍量宽政策的默许。种种迹象表明，安倍内阁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政治蜜月期；“安倍经济学”开始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

　　对于安倍在“第三支箭”上的不作为，支持者们认为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考虑到经济结构改革背后所牵涉复杂的政治与利益平衡问题，舆论断定安倍是想等到赢得对国会的全面控制之后再推出更多的改革细节。虽说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但也意味着经济改革已经触及到自民党本身及其他行业集团的利益，安倍本身也开始对改革所带来的政治阻力有所顾虑。其实现在看来，安倍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对形势作出了错判：当时经济措施初现成效，在野党一蹶不振，而新内阁支持度又高达七成，改革阻力对自民党的选举结果冲击应该十分有限。结果，安倍内阁在这种十拿九稳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观望，为上议院选举让路。反观大选胜利之后，国会虽然在握，但民意支持率却大不如前，之前推动改革的大好时机被白白浪费。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当初的“缓兵之计”说明了他和他的领导班子缺乏争取改革突破所需的承担和决心。

　　从头“两支箭”的一鸣惊人到“第三支箭”的差强人意，“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并不明朗。经验表明单靠政府支出和量化宽松是不能把日本拉出通缩泥潭的，可是安倍未必具备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所需的决心和政治条件。在今后的几年里，安倍内阁很可能还是以政治为先，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作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安倍不能够克服自己和自民党在政治上的私利和顾虑，经济结构改革会再一次面临难产，而投资市场也将很难延续目前对“安倍经济学”的憧憬和热情。届时，之前初见成效的量宽和财政政策也很有可能会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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