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现行税率对个人所得税贡献多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据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10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1-10月累计收入个人所得税9545亿元，同比增长8.8%。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坤引述有关统计称，近年来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在65%左右。而以美国为例，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而在我国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65%的个税是由工薪阶层贡献的。从而形成了以穷人为主要纳税主体的税收结构。普华永道中国个人税务咨询合伙人张健菁表示，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企业老板不拿工资，或者拿着1元钱工资，从而不用缴纳工薪个税。他们卖掉股权获得的投资所得也只需要缴纳20%的个税，远低于目前最高45%的边际税率。当然这些做法属于合理避税，并不违法。但富豪缴纳的个税比工薪阶层还低，这就使得当前个税改革显得很迫切。调节高收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本是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之一。我国近年有所扩大的贫富差距也引起较大的社会争议。但是，获取高收入的人群绝大部分增加的是投资、股权类收入，对这部分收入来说，依靠个人所得税法难以对其征收高额税收，而个人所得税的负担主体主要是广大工薪人群，通过高税率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近十余年来，国家曾三次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总体上减税效果仍较为有限，每次减税减少的个人所得税占比仅0.2个百分点左右。由此看来，在国际和国内都主张降低税率的大背景下，我国以工资、薪金项目为主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尤其是45%的最高税率，确有降低的必要。

　　三是高税率会造成大量税基流失。过高的税率往往会使纳税人感到税负沉重，偷逃税的利益诱惑增大，从而导致大量税基流失。在高税率的影响下，很多私营业主选择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很多收入不菲明星往往也会通过成立个人工作室的形式来避免缴纳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我国的高税率实际上并不能实现其对高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税收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大量税基流失。因此，我国可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这样能有助于高收入人群更主动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减少税基外流。此外，降低最高税率还有利于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目前我国个人综合所得采取七档超额累进个税税率，其中个人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96万元部分，适用45%最高档税率。国际高端人才收入普遍较高，不少触及45%税率，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来说，我国过高的个税税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端人才引进。如果能够将最高税率降低，将有利于吸引海外人才来到中国就业，从而扩大税基。

　　四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环境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叠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消费升级、投资结构优化、释放城镇化内需潜力、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围增收。而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能够切实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话，那么将有可能帮助中国的消费者拿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当消费者的钱包鼓起来的话，消费者才有动力进一步去推动消费。中国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研究室副主任陈丽芬研究员表示，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表明，降低个税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拉动作用。陈丽芬介绍，中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0.71到0.75。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将至少有0.71元用于消费。税负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进而刺激消费。因此，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

　　朱列玉表示，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会改变工薪阶层作为个税主力军的现实窘境，而且通过税率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多将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升级，从而拉动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同时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因为企业在经营中发现，由于员工更为关注税后收入，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本质上个人所得税都是由企业负担，降低个税后将减轻企业招聘人才的压力，优化我国人才供求结构，增加我国对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此外，降低个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