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07年夏季开始，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话题便成为欧美媒体的大热门。美国国会和财政部，欧盟议会和委员会，英法德等国的政府首脑以及诸国际金融组织纷纷发声要求各国的主权基金“遵守规矩”，同时呼吁立法保护各自的经济安全免于“力量巨大但是居心可疑”的主权基金的侵害。我统计了一下，2007年7月末至2008年1月末的半年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共计36篇相关报道和评论，平均每月6篇。所有这些文章的主旨概括起来就三个字：“狼来了”。

　　其实，主权基金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主权基金便开始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迄今为止新加坡、挪威和一些中东产油国的主权基金积累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验和名声。但欧美政界和舆论界之所以从去年起才对此问题开始敏感，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也成立主权基金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他们担忧的其实不是钱的规模或者性质，而是钱的所有者之意图和潜能，他们担心的是中俄等国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在他们的金融市场上大规模买卖，从而获取相对于他们的权势优势。最近的几个月，欧美政府都在张罗着搞一些“国际制度”来约束这些“门外的野蛮人”，舆论也开足了马力为制定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游戏规则而造势。换言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关于主权基金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斗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主权基金东道国目前的反应来看，似乎没有人说出一番足够有力的道理来为自己的利益张目。任何政治上的真理都是人讲出来的，在规则制定的时候无所事事放任自流，其结果只能是在将来受到规制和剥削的时候忿忿不平却无能为力，这是典型的弱者。

　　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我们应当大声地讲出来，并且力争使之成为这场规则制定竞争中的基本公理。

　　主权基金到底该不该被用来实现政治和战略目的？在我看来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当鼓励。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将我们的目光放得足够长远。在这新世纪的头20年间，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最重大问题是：我们打算选择什么样的21世纪世界秩序？大体上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各国利用各自的权势划出自己的排他性利益空间，我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人不得染指；另一种选择是各国相互间打开国门充分一体化，实现相互依赖共同繁荣。前者意味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取决于各国的权势，而支撑这种权势的终极手段往往是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相互伤害能力；而后者意味着价格和资本将成为全球资源和影响力再分配过程的终极裁判。

　　中国目前选择的道路是通过向全球市场积极开放来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抱负。所谓和平崛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和平的方式与崛起的目的。通过辛勤劳动和节俭积累财富，将这种财富用来换取与其内在价值相称的权利和影响力，从而达到非暴力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宿愿，这是和平崛起的主要内涵。放在19和20世纪人类悲剧性经历的背景中来看，这样一条道路堪称道德典范。但是，假如这样的道路由于各国的自私和短视而走不通，那么新兴大国们积聚的财富如何转变为权势和影响力？答案很清楚：这些投资保护主义的措施其实是在劝诱和逼迫那些新兴的财富大国将其资源转换成枪炮，也就是在鼓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规则而不是巩固“价高者得”的逻辑成为21世纪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

　　由此可见，允许和鼓励主权基金出于政治目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行事，就是在财富和权势之间建起一个直达专线，其好处在于避免这些财富被用来转化成武装力量以间接地通向权势。与血腥的战争史相比，假如21世纪的大国领袖们借助基金经理之智而不是三军将士之勇来博弈，堪称人类的一大进化。

　　就现实的操作层面而言，假如规定各国出于保护政治和安全利益而可以合法地审查和限制他国主权基金在我方资本市场上的运作的话，那么由于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定义并不具有客观的界线，这一保护理由将不可避免地沦为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极借口。一旦如此，那么所有的跨国并购和资本投资都将轻易地受到影响。因为任何商业都可以多多少少地被赋以“经济安全”的标签，而任何企业都可以被怀疑或者论证为是宗主国政府的爪牙。

　　如今，欧美媒体将中俄的主权基金放在了一个肩负举证责任的辩方位置上，这是一种荒唐的现象，是对国际法理常识的违背。出于对“莫须有”的损害的恐惧，带领全世界大踏步地从全球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这是美欧政治家缺乏远见与自信的表现。在中国主权基金的运作中，我们尽管事实上没有通过控股权来谋求政治影响力的现实企图，但也决不应该屈服于各国短视、自私而吵闹的愚见，接受那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国际谈判中组建自己的阵营，获得尽可能强大有力的谈判地位。具体的操作，限于篇幅，放在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