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仲琦冯樱子北京报道

　　日前，湖北襄阳农商行发布的2018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贷款5.78亿元，较2017年的2.59亿元翻倍增长，增幅123.17%；同期不良贷款率3.64%，较2017年上升1.7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52.66%，较2017年的256.25%骤降103.59个百分点。

　　此外，该行的经营状况也不容乐观。年报显示，2018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7.4亿元，同比下滑4.39%。

　　公开信息显示，去年3月6日，在该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选举徐超担任该行董事长。也就是说，2018年报是这位新董事长执掌帅印后交上的首份成绩单。从数据看，显然成绩并不理想。

　　襄阳农商行换帅后是信贷风险加速出清、还是该行资产质量出现恶化趋势？该行未来将如何改善营利下滑的状况？为此《华夏时报》记者曾致电襄阳农商行，该行工作人员表示：“要向领导汇报后才能答复这些问题。”5月9日，本报记者再次致电该行，相关工作人员以“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同志正在休假”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要求。

　　湖北襄阳农商行官网显示，该行是由中国银监会批准，在襄阳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改制组建，2013年5月19日挂牌开业，注册资本87680万元。辖襄阳、老河口、枣阳、宜城、南漳、谷城、保康7家法人农商行。截止2018年末，全行共有62个营业网点，包括1个营业部，49个支行和12个分理处。

　　襄阳农商行共有7位法人股的持股比例超过了5%。湖北泰和电器有限公司、湖北襄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襄阳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持股金额均为8768万元，持股比例10%；襄阳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金额6576万元排在第三位，持股比例为7.5%；湖北普鑫置业有限公司持股金额5768万元位列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58%；湖北天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襄阳海创实业有限公司均持有4384万元的股份，占比均为5.00%。其中，有3位股东为房地产企业。

　　襄阳农商行2018年报贷款风险分类显示，该行2018年发放贷款和垫款158.86亿元，其中关注类贷款17.28亿元，同比增加29.54%，关注类贷款金额创2016年以来新高；该行次级类贷款为2.6亿元，同比陡增519.05%；可疑类贷款3.18亿元，同比增加46.54%，金额和增速均为2016年以来最高。该行2018年没有损失类贷款，但在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大幅增长的带动下，该行不良贷款5.78亿元，较2017年的2.59亿元暴增123.17%；不良贷款率3.64%，较2017年上升1.75个百分点。

　　年报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显示，报告期末，襄阳农商行重大关联交易13户，授信余额为8.31亿元，11户五级分类账户为正常类。另外，襄阳彩诚投资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末在该行贷款余额为0.6亿元的基本建设项目贷款，在报告期末分类为关注类；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末在该行贷款余额为915.57万元的住房开发贷款，报告期末被分类为可疑类贷款，也就是不良贷款。

　　襄阳农商行在2018年报中没有对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大幅上升的原因进行说明，是该行主动暴露信贷风险吗？该行相关工作人员对此没有回应。事实上，根据同业以往的操作方式，新帅上任后主动暴露存量不良，放下包袱轻装上路的例子并不少见。

　　2016年9月，贵阳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新董事长到任后，贵阳农商行存量问题贷款风险集中暴露，2016年末，贵阳农商行逾期贷款余额达113亿元，比年初大幅增加54.91亿元，逾期贷款率由上一年末的20.28%上升至34.01%。2017年末，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至19.54%。对此，天风证券曾在一份研报中指出，贵阳农商行不良资产暴露或与其董事长更替有关。

　　此外，襄阳农商行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不良是否可信也不得而知。根据监管要求，逾期90天以上贷款要全部记入不良，真实反映不良情况。由于襄阳农商行在年报中没有披露逾期贷款状况，也就无法获知该行不良贷款偏离度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低于100%。如果襄阳农商行不良贷款偏离度高于100%，未来仍存在资产质量下行压力。

　　记者注意到，作为不良贷款的先行指标，该行2018年关注类贷款17.28亿元，同比增加29.54%，在总贷款中的占比达10.88%，由于此类贷款在经济走弱时较易转化为不良贷款，其迁徙趋势需密切关注。

　　无论是襄阳农商行主动暴露不良还是资产质量继续下滑寻底，压降不良改善资产质量是摆在该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从年报披露的经营数据看，该行内生盈利水平难以短时间扭转资产质量下滑的局面。

　　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襄阳农商行利息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双双减少，其中投资收入为4.23亿元，同比减少0.32亿元，拖累该行营业收入同比下滑4.39%至7.4亿元。在支出方面，2018年该行资产减资损失2.64亿元，同比减少0.64亿元，推动该行营业支出下降，由2017年的6.09亿元下降7.72%至2018年的5.62亿元。在支出下降幅度更大的影响下，2018年该行净利润较2017年增加0.06亿元至1.31亿元，增幅为4.8%。

　　然而，襄阳农商行这种靠降低资产减值损失带动营业支出下滑而实现净利润增长的方式难以延续。襄阳农商行2019年一季报显示，该行一季度实现净利润0.53亿元，同比下降0.04亿元。

　　从上述年报数据看，该行营收和利润双降，如果进一步提高计提拨备水平，该行净利润指标将继续下降。

　　在目前对不良监管日趋严格的大背景下，襄阳农商行将如何改善资产质量、降低信贷风险，本报将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孟俊莲主编：冉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