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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前后，任东红的公司获批了一个总价766万元的农业科技项目，按照地方政府的政策，该项目将由政府补贴340万元，但前提是，766万的资金必须先投入，政府的补助才能到位。但任东红没有这笔钱。 见到任东红时，他刚从银行回来。“银行以三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贷款申请：一是银根紧缩；二是贷给小企业的成本比贷给大企业的成本高出许多；三是，农产品自然灾害大，风险高，他们(银行)不愿意贷。”记者面前的任东红一脸的失望与无奈。 小贷公司无钱可贷 任东红告诉记者，拿下这个农业科技项目很不容易，公司的未来也都寄托在这个项目上，“但是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放弃这个项目。” 任东红也想过到民间去借贷，但担保公司的月息已经在5分左右，让他很快打消念头。对于农业企业来说，3分的月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记者面前更加“震撼”的场面，令任东红面临的困难显得微不足道——在任的家乡奉化，上百家小企业因资金问题，而选择关门大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浙江“高利贷”的泛滥非一日形成，而国家对这一现象，亦关注良久，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今年7月初，针对中国中小企业遭遇“钱荒”危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特别主持召开了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他提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 上世纪末，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城市商业银行，其初衷即是“服务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小企业”。只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偏离了初衷，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全国性地扩张，热衷于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争抢大客户和大项目。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因此没有多少改善。 无奈之下，一些中小企业被推向了民间借贷。 “在商业银行与民间借贷之间存在一个断层，现在的民间借贷太活跃了，说明这个断层缺口太大。”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向记者表示，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和大项目，小银行就服务小企业。 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这普遍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钱荒”的大方向。 张震宇建议，政府要搭建一些平台，“例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步伐还可以再快些，资金互助社、租赁公司、信托公司都可以恢复，把民间资本再集中起来，补充进来。现在很多民营资本想进入金融行业。” 据相关资料，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新开业的村镇银行达400家；同样，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2010年末为2614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自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它的定位即是为中小企业支持三农等方面小额贷款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为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只贷不存”，融资规模不能大于注册资本的50％。 在浙江，银根收紧之后，小额贷款公司生意甚为红火，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已经面临“无钱可贷”的境地。 “即使在两三年前，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贷款放万亿出去，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的钱照样能放出去，为什么？毕竟有一批小企业还是缺资金。”根据张震宇的介绍，按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一年以后可以增资扩股，后来，因为贷款需求量太大，于是改为半年可以增资扩股，但还是跟不上贷款的速度。 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在半年时间内，由两个亿增到四个亿，再过半年，又从四个亿增到八个亿，钱还是不够贷。温州市工商局近日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银行融资25.1亿，两者总和为77.3亿，而全市贷款额已经达到84.4亿。在浙江省并不发达的丽水市，小额贷款公司也已达8家。但很多人还是贷不到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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