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了一件新鲜事。某银行福建宁德分行认为储户何女士取款时多拿了银行一万元，在两个月后，私自将她账户上的钱划走一万；何女士为此将该行告上法院，而该分行随后提出反诉，认为何女士是不当得利。目前，福建当地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复杂，也不处在法律的空白地带。对此，有律师认为：如果何女士确实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失误，无故获得一万元，就构成不当得利，应对银行负返还责任；目前既没有得到储户的确认，法院判决也还没有结果，银行要讨回这一万元的款项，就必须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而不能强行扣款；银行与储户之间是一种储蓄合同关系，银行擅自从储户账户中划走款项，既违反了合同约定，又侵犯了储户的财产权；该银行称是按照银行的规章制度扣款的说辞并不成立，银行内部的规章制度不能对抗法律法规。

　　显然，银行方面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银行就敢这么干呢？其底气从何而来？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成为基本共识，深入人心。但具体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进行维权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类似的例子不少，比如眼下快到年底了，农民工讨薪的话题又受到了公众关注。打工拿钱，天经地义的事情，劳有所得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可还是有老板喜欢赖账。最近央视有一则报道披露，某农民工为索要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法定程序，还需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天到21天。虽然老板欠薪的事实明显，但依旧需要农民工支付对其而言巨大的维权成本，农民工自然会视维权为畏途。而对于欠薪的老板来说，敢欠薪的底气就足了。老板欠薪遭到农民工起诉，拖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付了之，至今鲜有欠薪老板被追加处罚的案例。维权成本相对较高、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欠薪对于无良老板来说，自然就成了一个“理性”却不人性的选择。

　　具体到宁德这家银行划钱的事件，道理也差不多。该银行在储户起诉以后也提出了反诉，表面上看是一副尊重法律的架势，有来有往、公事公办。然而，银行方面在这一案例中，之所以能对打官司持此种 “平和”心态，大概还是因为：银行眼中法律可以是“绕指柔”，但于何女士却是“百炼钢”。在银行和储户之间，维权能力和维权成本是不对称的。银行方面敢于擅自扣款，其一是银行不怕打官司，因其有专门的法务部门，打起官司驾轻就熟；其二，银行方面即便输了，还可以再次提出上诉，二审的判决结果也可以拖上一段时间再执行，总之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耗下去。实在拖不下去了，大不了把款项退还给储户，也未必会受到进一步的处罚。而对于储户个人而言，和银行这样的机构耗下去，将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鉴于法律的严肃性，审理和执行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而进行，法院方面也不可能因为“农民工弱势”、“储户力薄”而违反程序“开绿灯”。解决之道有两点：其一，考虑提高违法者的支出成本，针对类似的案件，可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给予权益受损者更多补偿；其二，不妨由政府出面，指导建立民间自我帮扶的维权组织，帮助个体降低成本，从而扭转其维权时“强弱失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