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基金公司如果开展公募业务的话，一年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成本是必需的，而这对于大多数私募而言却是笔巨款。”

  “私募可发公募产品”——众所期盼下，新《基金法》正式实施至今已逾半月，然而，曾被阳光私募界寄予厚望的“私募转公”，现实中却遭遇成本过高、公私募管理悬殊等种种困惑。目前除星石投资等少数机构明确表示兴趣并有实际进展外，多数私募仍处于谨慎观望中。

    目前满足条件的阳光私募不足10家

  “目前公募业务商业上已基本成型，与券商、银行的后台外包也已经谈好，但正式合同还没有签约，正等待证监会相关细则正式出台。”谈及公募业务最新进展，一直“高调”响应新政的星石投资相关负责人昨日对上证报记者称，而为迎接公募业务的开展，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整改。

  今年4月，星石投资高调宣布成立了公募业务部，总裁杨玲曾透露，他们确定的首只公募产品将是一只追求绝对收益的偏股混合基金，如果一切顺利，这一公募产品最快有望在今年发出来。

  据上述负责人透露，目前他们已将2名基金经理划拨新成立的公募业务部，研究团队则与原私募团队共享，而为适应员工由20人到40人的业务扩展需求，其新办公地点已选定在国家图书馆附近，新办公地正在装修，预计七八月份搬迁。

  不过，新《基金法》对私募发行公募产品的政策开闸，阳光私募们的反应并没有此前预想中的踊跃，目前仅星石等少数私募表示明确兴趣并有实际动作外，朱雀、重阳、泽熙等知名私募则多表示，短期内“暂不考虑”。

  对此，上海重阳投资一位负责人给出的解释为——“如果做公募业务，阳光私募各方面的积淀与优秀公募基金之间的差距依旧非常大，我们以后会考虑开展公募业务，但是短期内不会。”

  “公募是块大蛋糕，但就我们而言，一是目前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二是需要更多点时间去准备。”广州煜融投资董事长吴国平对上证报记者称，未来可能会考虑跟其他机构合作联合开发这块蛋糕，但不是现在。

  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实缴资本或者实际缴付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二是最近3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据估算，目前满足此条件的阳光私募不足10家。

    受困成本过高

  从面对特定人群到面向公众客户，从投资门槛100万元到1000元——新《基金法》对私募发行公募产品的政策松绑，曾被私募人士寄予厚望。

  今年3月底，基金业协会曾面向券商、私募、保险等机构在京举办了一场公募基金短期培训，记者在现场发现，星石、重阳等知名阳光私募都派人参加，并对私募转公募具体细节向培训专家提出了种种问题。但缘何在6月1日正式实施后，多数阳光私募却对发行公募产品却持谨慎态度呢？

  据了解，尽管多数私募表示“暂不打算”涉足公募的各有不同原因，但公募业务成本过高、公私募管理悬殊却是业内普遍共识。

  “一家基金公司如果开展公募业务的话，一年3000万至5000万元的成本是必需的，而这对于大多数私募而言却是笔巨款。”一家中型私募机构的合伙人对记者表示，而在其中来自银行等渠道的隐形成本更让其不堪重负。

  为节约成本，星石内部并没有将公募业务和私募业务完全分开，而是在投资流程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充分共享研究平台和市场平台。而一旦公募产品成立，他们还会将销售业务外包给银行，后台外包给银行或券商，以节约成本。

  由于私募在收取固定管理费外，还提取业绩报酬，因此大多数私募的架构以投资研究为主体，后台主要依靠信托完成，但进入公募领域后，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大量的估值、清算、信息技术等后台业务，而后台外包则是最佳选择。

  除成本考虑外，私募进入公募还面临来自渠道扩展和投资者变化的挑战。

  “私募的投资者一般都是高净值客户，但公募的投资者往往都是大众投资者，专业知识和对风险承受能力也差一些，如果私募公司的发行的产品风格过于激进，可能不太适合普通投资者参与。”星石投资总经理江晖认为。

  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也认为，私募产品与公募产品的收费模式和客户群体相当悬殊，有必要建立业务防火墙机制，从而实现投资、研究和交易等职能上的相互独立，这是避免两种利益冲突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