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些发达国家已尝试过类似政策，比如，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日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对父母减税、补贴、实行带薪休产假等。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伯特·拉森说，丹麦过去几十年一直提供大量的托育补贴;法国则于几年前实施了一项税收计划，生育第3个孩子的减税额是生两个孩子的两倍。她说，要扭转少子化趋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丹麦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在论坛上，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这是全世界的趋势。现代社会的高压力、高竞争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也延长了年轻人的求学时间，延迟了婚育年龄，进而影响了生育率。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有一项计划是建设100个示范性的“儿童友好城市”。王杰秀说，从儿童福利来说，少子化呼唤着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从最初的弃婴、孤儿扩展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未来可能要向全体儿童扩展。健全儿童福利政策，提供生育津贴、养育津贴等措施，虽然改变不了大趋势，但是在一定阶段还是有效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论坛上指出，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负增长时期。真正要从人口方面解决中国发展动力的问题，需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改善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他强调，提高人口素质十分重要，当前人口素质提高的关键在于农村户籍的孩子，其中大量是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的流动儿童，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人口学家原新也指出，应该适应形势，努力发掘新的人口红利，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将提供新的“人口机会”。比如，伴随着少子化，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会下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会加大，人口素质将会得到提升。

　　原新引用了一句俗语，“多生一个孩子，多添一双筷子”。他解释，从成本来说，过去那双“筷子”是用竹制的，今天的那双筷子是用黄金做的，未来添的筷子是用钻石做的。生育成本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等。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建立有利于提振生育率的社会公共政策，这是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