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金融危机以来，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出现了变化

　　金融危机之前，低劳动力成本、低税率、以及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地区对企业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但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端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研发水平以及需求端的消费者距离等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价值创造持续向上游环节(研发和设计等)和下游环节(营销和售后等)转移，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份额持续下降(麦肯锡，2019)。

　　其原因在于：1。 目前约半数劳动力已可以实现自动化替代，资本和劳动力对制造业的重要性出现了反转，这使得目前仅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2。 规模效应增加、贸易成本下降，使得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强化，生产要素进入聚集区之后会“沉迷其中”，对成本边际变化的反应变得迟钝。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 “网络效应”的强化，市场空间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越来越重要，而2025年新兴市场将占全球制造业消费的三分之二，2030年将占全球消费的半数以上。

　　(3)从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看人才的政策诉求

　　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户口、补贴、购房优惠等各类措施不断出台，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在追求经济运行和人口流动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

　　一方面，各地会通过吸引人才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对于生产、人才的流入能从边际上改善生产要素的供应——既包括劳动力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也包括资金(通过储蓄、纳税、社保等形式)、技术(包括引进新技术、试错型技术进步等)和数据要素的积累。对于需求，人才流入既能直接拉动消费与住房销售，也能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增速与方向。同时，人才流入也会产生聚集效应，提升资源整体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城市所在区域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收入增长预期，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增强城市的财政力量，改善市政环境，并持续投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建设，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吸引高质量人口的流入。

　　4、深圳“双区建设”的改革使命与市场空间

　　(1)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推进“双区建设”的背景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中央“顶层设计+基层探索”的改革开放新模式，既彰显国家意志，又符合地方诉求。一方面，国家需要深圳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与“试验田”的作用，为中国经济转型突围“闯”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深圳也需要国家授权来改革城市发展的“痛点”，为深圳城市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因此，中央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框架是结合了顶层设计与地方需求之后的战略部署，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方向。相比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政策框架不仅将深圳作为大湾区四个核心引擎之一，强化深圳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将深圳作为新征程中的改革尖兵，为国家整体改革探索路径并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