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各大央媒、网媒集体发声，网友大片声讨批评之后，“甘肃省‘扶贫公路’偷工减料，刷层涂料就算整改”一事有了正面回应。

　　2日上午，甘肃省正式对外发出声明：立即启动问责程序，对偷工减料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推诿扯皮等作风问题调查处理。

　　事件

　　甘肃省的一条总投资近16亿元的扶贫“折达”公路（折桥到达川），被媒体曝出偷工减料，隧道内原设计中的“双层钢筋”，施工后竟然变成“单层钢筋”，被要求整改则敷衍了事，刷层涂料就算完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条新闻的调查中，央视记者也多次碰壁。找到公路局，公路局称管不了；找到交通厅，交通厅却称应该去找交警，甚至给出这样的处理结果——

　　“上面领导说这个事情，已经接待完了，想待着就待着，不想待着就走，找公路局也行、找别的单位也行。”

　　经过媒体的曝光之后，甘肃省终于正面回应问题。媒体报道，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就此事作出批示：

　　“这是一起十分典型的不作为不尽责、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严重的案例，发生在三令五申要求转变作风、不推诿扯皮、正确对待各方监督的现在，必须严肃问责，责成交通厅党组立即安排查验现场，全面整改路隧问题，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省监委启动问责程序，省政府正式函复央视，表明我省态度，诚恳接受监督。”

　　各项整改工作也在紧急推行。当地成立了专项调查组，从项目立项、建设、资金、管理全过程进行调查；在进行交通管制的基础上，安排专人24小时疏导车辆，最大程度保障群众出行便利和安全；请交通运输部检测中心专家到现场对原维修加固方案进行技术论证，进一步充实完善整改方案；同步明确整改内容、质量标准、施工进度等。

　　与此同时，责成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在昨天处理6名工作人员（省公路局副局长赵书学、省公路局建设处处长廖海东、副处长杨爱民等6名公务员进行停职处理、接受调查）的基础上，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同时，尽快对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此外，甘肃省也启动了问责机制，重点查三方面的违规违纪和工作作风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信访接待、办理情况督查，严查不作为、不尽责、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作风问题等。

　　问题

　　官僚主义是一个老问题，不新鲜。但凡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革命时期开始，中共也多次进行过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一直到十八大以来的“反四风”，反官僚主义显然“一以贯之”。无论是从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的需求，还是从“执政为民”的宗旨理念出发，官僚主义都是必须不断“革”、“禁”、“反”的事项。

　　从这一事件的产生、酝酿到爆发成为舆情，显然，当地的行政生态出了问题。

　　坦白讲，以岛叔多年一线实地调研的经验，各地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并不罕见。但是十八大以后，在整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至此，也实属少见。

　　从行政体系运行逻辑看，出现此次事件，暴露出背后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行政惰性太强，相关部门和官员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将行政体系最为恶劣的一面展现无遗。

　　诚然，官僚制具有天然的惰性，它习惯于按部就班，各部门总希望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行业监管部门的公路局，也消极作为，在媒体曝光后仍推诿塞责。可以想像，在相关官员看来，形式上按部就班“履职”，组织调查组、出份调查报告，事情就算完结了。这是典型的科层制“卸责”的逻辑，是在钻科层制的程序漏洞。

　　二是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并不出在常见的部门职责不清上，而是出在责任单位履职不到位上，很是少见。不能否认，基于部门职权有限等原因，以公路局牵头来组织联合调查组可能力有不逮，但这不能成为其卸责的理由。正常情况下，如果公路局无法有效行使职权，完全可以申请上级部门及主管领导介入嘛。如此拖延不办，甚而应付了事，难辞其咎。

　　三是政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应性很差，在处理上访及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显示出权力的傲慢。无论如何，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交通厅安排保安接待信访，且让保安代表信访部门领导宣布处理结果，是出于回避舆论监督的动机，还是有意刁难记者采访，都显得过于傲慢。

　　尤其是，在越来越强调舆论监督，也越来越重视信访工作的今天，当地有关部门的做法，说明当地政府的回应性有待加强。

　　生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行政生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生态，指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分配及权力运作场域；二是外部生态，指政府与市场、社会、媒体等互动而成的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当地政府的行政内部、外部生态都不够正常。

　　从内部生态上看，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的政府失责问题，竟然找不到履职部门；即便有责任单位，还百般卸责。这说明相关部门和领导缺乏担当，也说明其政府机构的权责关系有待理顺；

　　从外部生态上看，行业主管部门竟然无法有效监管行业问题，这既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原因，也在深层次上说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不正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行政体系对群众投诉、舆论监督如此迟钝，甚至有意排斥，说明当地政府机构既没有认识到政府的回应性是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没有认识到，加强与社会、媒体的互动是避免行政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一些就会发现，当前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清晰的问责机制。因此，在出事之后，他们能够迅速在舆论监督等外部压力的传导下，将舆论关注的一般的“问题”上升到“事件”，加大对其处置力度和速度。

　　这既得益于外部压力的传导，也得益于科层体系内部处理问题的机制的畅通，比如督查、开放群众投诉等。例如，一般上级领导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之后，哪怕存在“懒政”思维，也多会出于避免引火上身的考虑，迅速处理。

　　当然，不可否认，科层体系往往有自我封闭和保护的天然属性，它会尽力避免舆论监督等外部力量干扰。不过，在开放社会，这已不可能，也不可逆。然而，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在开放社会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说明，当地政府的监督体系并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

　　原因？或许是被官僚体系的惰性给吸纳掉了。毕竟，当地政府是直到央媒介入、大规模曝光之后，才真正“被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