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陈劲松被移送到宜宾市看守所刑事拘留。“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去的时候骗我说要去宜宾市公安局纪委继续调查。”

　　同年3月9日，公安机关对陈劲松执行逮捕。当时，刑拘已有一个多月，陈劲松于1999年3月2日作出唯一有罪供述。

　　 陈劲松根据法庭指控，画出的“抛尸”路线图

　　前妻被判处伪证罪

　　陈劲松称，在作出有罪供述前，时任宜宾市公安局副局长、专案组副组长成富明曾单独提审他谈话。

　　“他让我这样讲，‘伍鸿先用刀捅你，你拔枪制止，伍鸿抢枪，枪意外击中伍鸿致命，你可以讲是防卫过当’。又跟我说了处理尸体的过程。并且告诉我不管怎么说都要给他们交差，不然在看守所里整死我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就照他们说的做了有罪供述。”

　　陈劲松称，在宜宾市看守所被刑拘期间，在“他们还没有得到想要的询问笔录”的前28天时间里，他一直戴着10多公斤重的手铐和脚镣，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这样的情景，至今还会出现在梦里，“我常常半夜做噩梦惊醒”。

　　“10多公斤的手铐和脚镣，这是判了刑的死刑犯才戴的。我戴了20多天，手脚都烂了化脓了。审问的时候一旦犯困，他们一推我，我就连人带铁椅子翻在地上，手铐脚镣完全扎进肉里。当时是冬天，很冷。给我泼冷水，不让我睡觉。还不给饭吃，看你实在不行了，就给你两个冷馒头，一杯冷水。”

　　2000年1月5日，陈劲松案第一次一审开庭。罗凤岐回忆，杜华当庭推翻了公安机关对其拘留、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的指证陈劲松枪杀伍鸿、毁证灭迹的笔录。杜华指出，这些笔录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连续五夜四天不让睡觉、逼供诱供的情况下所做的。

　　庭审记录显示，杜华说：“他们连续问了我一百多个小时，睡着了的话就把我摔在地上又把我弄醒，人都弄糊涂了，他们要我签了字才准睡觉……我觉得他们分析的有道理，就照他们说的了。我觉得陈劲松很讨厌，对母亲也不孝顺，应该让他受惩罚。”

　　杜华当庭否认与陈劲松、伍鸿一起去过陈劲松家。“那天我们走到半路就分手了，当晚我回二医院宿舍睡了。我当时准备在街上买点东西回去吃，所以也没跟陈劲松一起走。”

　　杜华于1999年2月6日所作的笔录有指证陈劲松枪杀伍鸿、毁证灭迹的内容。这份笔录的末页显示，她签字写下一句话：“以上所说纯属杜撰，并非实言”。该笔录在法庭上曾被当庭出示和质证。

　　第一次一审开庭后，检察机关很快便以杜华涉嫌伪证罪作出批捕。

　　罗凤岐介绍，在2000年6月27日宜宾市翠屏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杜华案时，杜华又抽象地确认了过去作证证明陈劲松犯罪的内容，但没有陈述具体事实和情节。一年多后，2001年9月6日，宜宾市翠屏区法院以伪证罪判处杜华有期徒刑2年。

　　在狱中时，杜华曾给陈劲松的父母写过两封信。落款2000年11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他（陈劲松）判决前一天，检察院的人也特地找了我，那时我还处于批捕侦查阶段。言下之意，只要我合作，就可以免予起诉。”“他们不会用我以后的口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而我从那以后的说法将涉及我自己的刑期长短，所以在以后的材料和开庭时我改变了态度。”

　　今年8月份，北青深一度记者联系杜华，她表示，事情过去快20年了，不希望重提往事，希望能平平淡淡地过完下半辈子。

　　 1999年2月6日杜华笔录末页，她注明“以上所说纯属杜撰，并非实言”

　　疑点重重的“枪杀后毁证灭迹”

　　宜宾中院前后3次一审的判决书显示，对于陈劲松的作案过程，法院在认定时，均以其枪杀伍鸿后毁证灭迹简单概括。

　　“毁证灭迹，也就是说唯一能证明陈劲松作案的直接证据只有他自己的口供”，罗凤岐在辩护词中指出，“在没有任何其他直接证据情况下，以’毁证灭迹’四个字，就概括了本应用大量证据来证明的’实施犯罪行为的后果’，缺乏法律应有的严肃性，显属不当。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伍鸿被害，更不能证明陈劲松枪杀了伍鸿，甚至不能证明伍鸿到过陈劲松家。”

　　陈劲松的父母也在翠屏区公安分局宿舍楼居住，宿舍楼距离分局不到30米，整栋楼住户都是公安局干警和家属。陈母刘清碧说：“我和他父亲还有保姆带着孙子住在对门，根本就没有听见枪声。整栋楼住的都是干警，旁边就是公安局，深夜凌晨那么安静，如果有枪声，他们不可能听不到。”

　　根据案卷材料，除了杜华的笔录，没有其他证人证言显示当晚听到枪声。

　　定罪的关键物证是卧室内的一个弹着点。

　　宜宾市公安局刑事技术（1999）120号鉴定书载明：陈劲松卧室西墙木质地脚线距地面4cm处有一个弹着点，创底角度为30度。根据现场勘查笔录，本案从案发次日1999年2月2日进行第一次现场勘查，直至2月11日才提取有弹痕的木板。

　　在申诉书里，刘清碧曾写道：“所谓的弹痕，在办案人员当我面锯下时无洞，只是一烂痕在墙脚木质板上。从2月5日，在无封门手续的情况下封门，到2月11日扯封条开门时才告诉我陈劲松房间有一块木板要锯走，要我签字。”

　　此外，陈劲松被控持枪杀人，留下弹痕，但室内并没有检测到血痕。在第一次一审庭审中，辩护人罗凤岐曾就此进行发问，鉴定人的回答是：案发后通过酚酞啉试法（可检测出三万到五万分之一浓度的血痕）进入现场进行检测，查明室内没有血痕。

　　案卷显示，警方在陈劲松卧室内提取到一根B型毛发，在伍鸿进修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卧室床上提取的数根（未定数）毛发中也有B型毛发。罗凤歧在庭审时进行质证，鉴定人回答：“各是各的，毛发没有毛囊，无法做DNA同一认定。伍鸿到底是什么血型，我至今不知。”

　　罗凤歧认为，警方通过杜华之子的血型推测伍鸿血型为B型，存在主观臆断。由于未作同一认定，更不能肯定陈劲松卧室内提取到的B型血毛发就是伍鸿的。

　　而对于抛尸过程，陈劲松在有罪供述中称：出门见街上无人，便于凌晨四时许叫了一个无牌照电三轮，开三轮的像个农民。他说是一朋友喝醉了，要坐车。他将伍鸿的尸体拖出来背来放在电三轮后座，到下江北二郎嘴。车熄火，他说朋友想吐，让车先走。他把伍的尸体扶下后，在二郎嘴扔入江中，后乘车回家，将地打扫了，将弹壳与弹头找到，与伍的刀一并丢到朝菜坝的水厂附近。

　　案发的1999年2月1日深夜，是个特殊时间，当时，四川省全省公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行为，于当天午夜12点后启动全省统一行动大盘查。

　　“我那天本来是要带队西郊设卡检查，但我请病假了，那天晚上全省大盘查，我住的公安局家属楼离公安局就只有不到30米的距离，那天晚上抛尸能不被发现吗？并且按照我的有罪供述的路线，需要经过三个公安局治安盘查卡，不可能过得去。”陈劲松说。

　　罗凤岐分析，当时正处于岷江枯水季节，河水距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陈劲松要完成抛尸，必须先将尸体背到100米高的崖上，先将尸体扔下去，自己再下去把尸体拖进水里，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