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11年后，安徽阜南县委原书记殷光立因涉嫌受贿等犯罪再度被逮捕。（8月13日  凤凰网）

在中央强势反腐的大局势之下，每当有官员落马、受审、判刑的新闻出现，必会引发群众的围观。然而笔者发现，相比于贪官落马、受审时较高的曝光度而言，入狱后贪官们的服刑情况则鲜有披露，至于出狱之后的状况则显得更为神秘，往往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

一些贪官在落马前与商人勾肩搭背，互相勾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们落马之后，享受了巨大好处的商人们也并非翻脸无情，往往在他们出狱后在经济和物质上给予补偿，使其无后顾之忧。比如浙江宁波象山县就曾曝光过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一些贪官出狱后居然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其中一位李某在收受王某贿赂后，利用职务便利，在王某竞标承包工作中给予额外照顾，李某因受贿被判处5年，出狱后，王某提出给李某数百万元补偿。

这样的案例还不是某个地方的个别现象。原江西省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副主任科员龚伏金，2005年10月因受贿罪被判处2年，2个月后，龚伏金获准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数日后，李某为了感谢龚伏金，送了1万元为其“压惊”。2008年，龚伏金出狱，李某再次以补贴购房和孩子读书为名，送给龚伏金2万元。

对于所谓的“坐牢补偿金”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贪腐分子已经服刑，被开除了公职党籍，也没有继续为行贿人利用职权便利谋取利益的可能，因而不构成受贿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构成受贿罪，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一些出狱后的腐败官员之所以胆敢收受好处，就是认为自己属于“无党籍、无公职”的人员，不属于受贿。龚伏金正是如此，结果被判定受贿，出狱后再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不过像龚伏金这样被再次认定受贿而服刑的情况比较少见，较多的是贪官出狱后得到商界“朋友”的“帮助”，在企业担任顾问，或者一起做生意。比如这次“二进宫”的殷光立在入狱服刑5年后，于2006年办理了假释，后进入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系统，先后担任过安徽龙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安徽省龙亢农场常务副场长、安徽农服副总经理等职务。

由此看来，贪官服刑出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垮台，腐败可能还会延续。把老虎苍蝇关进笼子，往往被理解为反腐败的“最后一公里”，其实不然，这“最后的一公里”可能恰恰是在贪官出狱后，如果出狱后的贪官还能找到贪腐的“组织”，继续享用此前贪腐的“福利”，就会弱化反腐败的成效，强化腐败利益集团对反腐败的抵抗，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会影响到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因此，反腐败必须延续到贪官出狱后，彻底斩断腐败的退路，让官员出狱后也无法继续享用腐败的福利，这样才能彻底警醒那些“前腐后继”的贪官污吏。（文/许谨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