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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生多负”，高压是最好的“避孕药”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2001年进入超低生育陷阱。

　　总的来看，生育率与韩国经济发展呈反比——经济发展越快，生育率越低。

　　一方面，孩子的高抚养成本导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了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负”。

　　生育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高生养预期成本降低了人们的生育热情。

　　不少韩国人称，他们结不起婚，也生不起娃，其中房价高是最大的原因。

　　此外，年轻群体的高失业率也是一大因素。15-29岁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9.2%，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自顾不暇，更遑论生养孩子了。

　　与日本相比，韩国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更差，生活相对贫困，对子女依赖程度更深。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10年，韩国子女赡养老人支出占老人收入比例，由54.8%降至30.1%，日本则由5.7%降到接近零。

　　这个比例如此之低，意味着子女经济压力很大，一旦子女供养减少，韩国老人就可能老无所养、老无所依。

　　注：即便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老人的生活开支，韩国的公共财政系统也感受到了来自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巨大压力——1970年至2010年间，韩国政府预算4大范畴中，经济、教育及国防开支比重都按年下跌或持平，唯独福利开支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韩国职业女性倾向于晚婚甚至不婚，适龄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导致婚内生育率下降。

　　自2000年以来，韩国结婚人数以及新生儿出生数量双双持续下跌。

　　调查发现，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婚姻是一生中应该做的事，比男性62.9%的比例要低得多，最终导致韩国生育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趋势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年轻人承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要养活自己、家中老人和孩子，前两笔支出自然会挤压生养孩子的期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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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危机的启示：政策必须尊重规律！

　　从长远看，韩国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叠加危机可谓“国难”当头。如果不加以合理有效的干预来刺激生育率回升，几百年之后，韩国就会“灭种亡国”，这并非危言耸听。

　　韩国鼓励生育的时机可能已经错过，而且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韩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解决人口问题，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尊重四个规律：

　　第一，人口持续发展规律。

　　人口增长公式告诉我们，在封闭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就要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一旦人口有年轻人的进出，人口迁移的力量会重塑人口的结构。

　　人口增长率如果从正变成负，人口将难以持续发展。

　　韩国面临的正是人口弱持续、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人口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是强持续还是弱持续，其分野处就在生育水平的高下，这是低生育国家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的战略意义。

　　第二，人口平衡发展规律。

　　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要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是人口安全的需要。

　　性别失衡会造成婚配挤压等问题，年龄失衡会产生代际矛盾等问题。

　　年轻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不仅会造成“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生存困境，而且会造成“被养者余、养之者缺”的养老困局，而低生育和少子化是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源。

　　因此，老龄化问题和少子化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有相对独立性也有互相制约性，生育和养老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是平均生育率能够长期维系在更替水平上下、性别年龄结构相对均衡、亚人口之间互为依存和支撑，如此才有可持续的未来。

　　第三，人口惯性发展规律。

　　人口惯性根源于人口结构。

　　当下人类要迎接的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挑战。

　　人口结构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养老等刚性需求若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就变成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正能量，得不得满足就会变成阻碍社会和谐进步的负能量，如产生老无所养的人道主义危机。

　　第四，低生育自我强化规律。

　　总览全球所有低生育国家，迄今没有一国回升到更替水平。

　　为什么韩国的人口政策变了，低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正如上文所说——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发挥着作用。

　　由此可见，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一旦人们形成约束性、意愿性、稳定性和自我强化的低生育选择，鼓励生育也未必奏效。

　　当下，全球正在经历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革命”，北欧、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人口转变加剧，越来越受到人口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困扰。

　　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很多国家进入了“高龄少子”人口新时代，到2020年，全球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远超过5岁以下的孩子数量。

　　对于这个严峻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