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说：“地方融资平台涉及都是一些中长期的债务，在一两年都可能体现不出来，2012年以后是偿债高峰，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扩张负债机会

　　追溯地方债务的积累过程，主要还是因中国的政策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借贷而起，在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压力下，它们必须为预算之外的地方项目另找资金来源。

　　如今这些上世纪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实际上广泛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及城建资产经营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通过土地或公共设施等资产注资成立，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

　　由于地方政府几年一换届，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是长期借贷，因此“前人借钱、后人还债”的道德风险明显存在。去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了地方政府大力扩张其负债的机会，它们在2009年大举借贷，全年据估计净增约3万亿元贷款。在经济刺激政策下，其投资热情随即点燃，大批投资项目加速上马。

　　地方融资的操作模式主要依靠地方的卖地收入，一旦宏观经济形势或者货币政策发生转变冲击房地产市场，影响土地财政的运作，隐性的债务危机有可能会集中爆发，引起连锁效应：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地方融资平台破产，许多地方项目半途而废，地方经济发展面临停滞，连带银行也将出现大量坏账。

　　当下越来越清楚的客观现实是，商业银行去年的信贷扩张冲动为自身埋下巨大的系统性隐患，其中不只是地方偿债能力与借贷规模的风险，许多地方融资平台信息不透明、管理不规范、贷款使用难以监控，也增加了风险评估的难度。

　　史宗瀚判断，大概有一半的地方债务不会有违约风险，像在北京和上海这些财政实力深厚的地方；另外有四分之一徘徊在良性和不良债务之间，而最后四分之一则完全是不良债务。总结下来，他预测，高达3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可能会变成银行坏账。

　　他说：“我并不是在预言，一旦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违约，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发生；而是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进行的银行重组及重新注资，将是一个成本高昂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业也曾因信贷粗放扩张并集中投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而面对高达2万亿元至3万亿元的坏账。政府当时先后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其补充资本金，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各主要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同时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