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异化

　　对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4倍”的高利贷界定“红线”，上述浙江一家担保公司张总显得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月息2~3分的短期借贷利率完全是“起跑价”。“不信你去市面上打听，小贷公司的综合成本绝对超过基准4倍，真正的高利放贷，价格是我们公司的两倍。”

　　张总告诉记者，当地一些小贷公司虽然将利率控制在监管允许的范畴，但会通过其他名目“再吃一道”，如贷款申请费、担保费、抵押物评估费等。以上费用加总，综合成本也接近年息30%。

　　此外，部分典当行也在信贷收缩时开始了高利贷业务。本报记者此前采访湖南长沙典当行发现，汽车、古玩、珠宝等动产质押费用最高月息是4.2%，商铺、住宅、写字楼等不动产抵押费是2.7%，股份、债券等财产权利质押费是2.4%。除此之外，还需向典当行支付基本利率，一般是根据银行6个月贷款利率和典当期限折算后执行。以此估算，典当行的平均月息可以达到银行贷款的近10倍。

　　《审判报告》也指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种专为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趋于组织化、公开化。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充当起民间借贷双方的“资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纵信贷资金流入民间放贷以牟取利差。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也纷纷介入民间借贷。

　　隔离风险

　　近年来，准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典当行5237 家，融资性担保公司8402家。

　　从某种方面讲，正是由于一些中介机构的纷纷介入，使得高利贷的风险越来越大。

　　《审判报告》就指出，浙江的民间借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加之实践中职业放贷人群体的出现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加入，民间借贷活动实际上已具有经营的性质。但由于长期游离在监管边缘，民间融资市场因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而呈现出无序乱象，如借贷形式不规范、担保不完备、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贷、违法借贷，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央行《稳定报告》也在肯定这些准金融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监管有待加强”。

　　“但这些机构的内部管理大都较为薄弱，风险防范能力较低，再加上缺乏规范而严格的监管体系和制度，违规经营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偏离主业，违规进行高息借贷甚至演变为非法集资，形成个别地区的风险事件。”

　　《稳定报告》提示，要密切关注具有金融功能的非金融机构的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融资活动的监测分析，加大对非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引导其规范发展。“金融机构需采取措施，防止非法集资、高利贷、金融传销、民间融资等领域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