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新雨

　　息战

　　梳着一条马尾辫的艺术家杨大味坐在空旷阴仄的工作室里，对几天前刚刚结束的“战争”仍然惊魂未定。他说：“我对调解的结果很满意。”因为实在没有精力再折腾了。整个事件起起伏伏，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4月14日下午，广受社会关注的宋庄“小产权房”案有了最新进展，经过法庭调解，村民与两位艺术家最终达成以下协议：一、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二、被告方可以在房屋中继续居住直至房屋拆迁之日止；三、如遇房屋拆迁，地上物补偿款、搬迁费用、区位补偿款归被告所有，土地补偿款归原告所有。

　　一直关注农村土地改革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听到这个调解内容后感到很失望，因为“农民还是没有处置自己宅基地的权利”。而北京法律界知名人士许志永也有同感，权利只有到了拆迁时才能变现，而且艺术家并没有得到土地升值的收益。

　　但杨大味还是很高兴，他当天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于2007年4月12日上午10时走上法庭，距今正好一年零两天。从当时的愤愤不平到惶恐不安，再到今天的释怀平静。这也是人生的磨砺。我只能说：硝烟终将归于平静。”

　　兴讼

　　十一年前，杨大味花了五万块钱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大新庄村买了十间平房，以此结束了自己多年的 “北漂”生活。一年前，原房主没打一声招呼就一纸诉状把杨大味告上了法庭，要求只有一个，当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希望按原价收回房屋。

　　杨大味当时的感觉是 “受了巨大的刺激”，因为想不通自己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会突然成了被告。在2006年底、2007年初，类似的宋庄房屋诉讼案渐成风潮，农民们风传政府即将征地拆迁，为了获得高额补偿，使出两个法子，一是大兴土木，把院子一分为二，盖满房子；二是试图要回已经卖给艺术家们的房子。

　　这十来年的时间中，宋庄从京郊一个缺乏经济活力的荒凉村镇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艺术村。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速度空前的城市化进程。在距离宋庄半个小时车程的北京市中心，据称有一万多个建筑工地正在开工，大兴土木的规模世所罕见。

　　进城的农民可以在城里买房置业，但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却遭到了禁止。按照现行的法规，农民的宅基地属集体所有土地，除了政府以外，没有人具备购买资格。通常的情况下都是地方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征得土地，然后转手卖给开发商获取土地出让金，这部分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地方政府以此资金投入工业项目、城镇建设，这些项目又导致再次征地，由此构成了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循环圈。

　　56岁的宋庄农民李庆祥 （化名）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他只是清楚记得前些年，村里出现了农民变市民的热潮，有了钱的农民都到城里去买房去了，空下来的房子就卖给了艺术家。现在起诉艺术家想要回房产，恰恰就是这些进城农民挑的头。

　　“如果中央没有这样的政策，城里人不能到农村买房，他们谁也不敢告”，对这种起诉艺术家的做法，李庆祥嗤之以鼻。他自己也有一个院子在当年卖给了艺术家，但是从来没有动过要回来的念头，因为他觉得，“只要艺术家一走，宋庄就全完蛋了”。

　　共生

　　脸色黝黑的李庆祥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侍弄土地。艺术家来宋庄之前，他种了几亩西瓜。按他的形容是起五更爬半夜、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一年辛苦到头只能挣8000来块钱。艺术家来了之后，他先把老房卖了四万多块钱，接着申请宅基地又盖了一个院子，现在每年房租收入三四万，村里土地每年分红一万左右，自己又买了一个三轮汽车拉活，艺术家们盖房他也常去帮工，帮工的钱一年下来也能弄到一万多块，七七八八算起来，小日子颇为红火。

　　当李庆祥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来自四川成都的美术青年杨大味正在圆明园的画家村过着流浪艺术家的生活。1988年，杨大味一个人来到北京，当时北京还没有一个画廊，他住在圆明园，没有三顿饭的概念，一天吃一个馒头，只有饿了才敢吃。三年中搬家数次，每次都五六个大箱子，背着抱着脖子上挂着。

　　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时，杨大味挣到了第一笔钱。之后他发现了宋庄。1997年3月，杨大味花五万块钱从宋庄买了一个小院，创当地房价最高，有些艺术家骂他炒高了房价。

　　刚到宋庄时，村民和艺术家们的关系并不和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职业者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当时人人都是有单位、有固定工作的人，杨大味搞艺术，父母都不支持，当时社会上对他们的称呼有三种：盲流、个体户或社会闲散人员。“我们被歧视得很厉害，刚到宋庄时也是。”杨大味说，总是有莫名其妙的人来收费，治安费、卫生费都是艺术家来了之后才有的。那时也经常半夜被砸门赶走，后来艺术家们要求办暂住证，但是人家不给办，“因为你们是盲流，盲流不享受办暂住证的待遇”。

　　杨大味说，在宋庄的头几年，他们遇见重大节日从来不敢出门，怕惹事，多少年的国庆节都是躲在家里，从电视里看的。

　　有一次几个艺术家在院子里搞了一个展览，还来了外国友人参观，村民一下子惊了，政府马上派人就把艺术家们赶走了。在2002年前后，宋庄的第一个公开展览举办，在一个饭店里，结果来了很多人检查，工商、城管、警察等都来了，检查之后就把展览封了。

　　2005年，艺术家们在宋庄搞了一次艺术节，从此之后宋庄就慢慢出名了，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有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了。2007年年初前后，政府对宋庄进行了规划，据说要拆迁，农民们便开始要房。杨大味也在此时成为第四个被告。

　　和解

　　宋庄房屋纠纷发生之后，相关部门最早不让艺术家与媒体沟通，害怕影响宋庄的形象。等到纠纷第一案被告李玉兰一审败诉，艺术家不再等待了，开始组织声援的书画和音乐活动，后来又有中央电视台和很多媒体的参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后，300多名艺术家联名写信，给有关部门上书，北京市委等机构也多次调研。

　　杨大味说，当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尤其是李玉兰一审败诉前后，大家天天折腾这个事情，“我这里就成了开会的据点，一来就是满满一屋子人”。

　　其间，画家们一度想采用把评估价格做高的手段，逼着农民放弃，但发现评估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很难把握。杨大味说，这次农民乐意调解，就是因为农民心里有个想法，我要不回来房子，但是我要地，毕竟是祖祖辈辈的土地。当地村委会出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为的是响应上面的号召，建设文化园区。

　　早在2007年4月12日，杨大味的案子第一次开庭时，杨大味就拿出了这个调解方案，并事先已经和律师及相关部门商量过了，碍于当时农民就是咬住一点，合同无效，要按原价收回。其实，即使农民把房子要回来了，也不敢卖、不能卖，只能等着拆迁。

　　农民李庆祥说，要房的事件现在已经大致平息了，春节前后镇里下了文件，说村民当年卖房时就放弃了土地使用权，因此即使要回房子，土地也要归村集体所有，由村委会出租，不会再是个人的了。

　　一阵剧烈的砸门声把杨大味从回忆中惊醒，原来是李庆祥带着一对从海外慕名而来的夫妇来看画。杨大味跑着去开门，嘴里不断抱怨，我最怕这样的砸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