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 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

　　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

　　“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实施温和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视为一种防卫措施。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卫措施。”

　　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基础。

　　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1932年创办的农业银行、1933年创办的苏美尔银行和1935年创办的赫梯银行则是国家主义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至20世纪30年代末，苏美尔银行控制冶铁业的100%、炼钢业的80%和水泥业的55%，赫梯银行控制煤炭开采的100%和铜矿开采的100%，农业银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进而控制农业领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缓慢增长：二战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

　　20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从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向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变动的迹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制定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同时建立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向投资工业的民间企业家提供贷款。

　　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Act）即第6224号法令，向来自境外的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境外投资者。来自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

　　期间私人企业数量和规模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1951年为660家，1953年增至1160家，1960年达到5300家;与此同时，上述私人企业雇用工人的平均数从25人增至33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投资新兴产业的私人企业家实行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向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然而，由于私人企业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尽管在体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规模庞大，私人资本既无力收购，也难以控制。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境外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连接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停顿，公路建设成为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