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中石油，它在香港发行时才1块多钱一股，成了巴菲特眼中最赚钱的公司。但卖给内地股民却是18.6元一股，把股民都套在里面了，有道德吗？这完全是由它的资本属性决定的，并不是因为它想坑谁，如果它能坑巴菲特，它也会坑的。资本都是趋利的。

　　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市场又这么不健全。我们发行股票要有行政指标，它给了你指标，就是给你钱。包括中石油的定价、人员任免，都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全世界哪有这样的市场？

　　有人说中国股市是过渡性杂种，我觉得一点不错。它既不是市场的，又不是垄断的，又不是计划的，它是个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有人说它比赌场还不如，原因在于，赌场是不允许出老千的，它却一直在出。在你今天采访的过程中，我敢断定，市场上很多阴谋正在酝酿着，许多操纵也许正在进行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保持市场"公平、公正、公开"方面，现在做的比之前有进步了吗？

　　周梅森：没有多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这也是我现在告别股市的一个原因。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仍然看不到会有多少积极的变化，有些情况还变得更加让人忧虑了。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情况？

　　周梅森：比如说，现在发行的股票都是全流通了。历史上的大小非问题经过股改解决了，但还没完成事实上的全流通，现在新股又开闸了，比如最近三金药业新股发行，发行的份额仍然很少，大量股票还是限制流通。这些少量流通股在市场上又将被炒得很高，甚至炒到50倍、100倍，等到一年以后或两年以后，大股东开始出货了，高价渔利。这些严重伤害市场的缺陷和问题，都没有解决，越积累越严重，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再借某个契机爆发市场灾难。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也让我十分忧虑：企业能否赢利？是否亏损？是否进行资产重组？谁最清楚？你我不清楚，我们是隔皮猜瓜，大股东们自己清清楚楚。因此，现在最大的庄家将成为大股东所代表的产业资本。我们市场对产业资本的制约其实是无效的，人家大股东看底牌出牌，而且有强大的资本力量，在漫长的战争中，你怎么可能真正打赢他呢？我把资本力量人格化了

　　《瞭望东方周刊》：《梦想与疯狂》是把资本社会中人性的贪婪和弱点，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了。

　　周梅森：差不多吧。我们来具体分析下人物。

　　你看孙和平这个人物，他讲民族大义，讲一个伟大企业的梦想，我认为是真挚的。他最终也完成了一个伟大企业的缔造，你不得不承认他个人的魅力和作用。有人说他对不起任延安，但是他答应给任延安的东西，少了一样吗？高薪、高职，都兑现了。如果我们从一个很俗的角度来说，任延安真不是个东西，人家承诺给你的利益都给你了，你还搞什么搞啊？！但是，只有任延安这种真正当过家、做过主，当过主人翁的人才知道被资本压迫的滋味。他说自己是"亿万富狗"，这种感觉是真实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出现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各种力量、各种利益观都暴露出来了。我觉得书的好看也就在于我把资本力量给人格化了。

　　《瞭望东方周刊》：资本力量的人格化？

　　周梅森：对。比如当任延安是国有大资本代表的时候，你看他多牛啊，自己喝着稀饭，把找上门来的孙和平晾在一边。那时候，他一月只挣几千块钱，但却能让一个野心家孙和平在他家门口站4个小时，理都不理。当后来他再不是国有资本的代表了，投奔到孙和平的股份资本旗下的时候，富了，有钱了，拿了高薪了，但是人格却"哗"一下垮掉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讲到，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孙和平、杨柳、刘必定分别代表了资本的三种形态。你当时是怎么设定这三个人物的？

　　周梅森：其实像刘必定这种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得最多，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的下场也都不好，有逃的，有死在监狱的。刘必定这种人就是草莽英雄，永远在刀尖上跳舞。这种人尤其在早几年的资本市场里更多一些。像杨柳这种人，也是大量存在的。你们不要有误解，好像杨柳掌握的资本就是健康的资本，这是不对的。你看他每一次出牌，每一次和孙和平的博弈，哪一次不是看着底牌出牌的？他这种博弈的手段和孙和平、刘必定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内部操纵的。我相对肯定杨柳是因为他还有理想，还有起码的道德感，他不断地对自己进行道德拷问。

　　我写出这些人物，就是比较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现在进行时。

　　《瞭望东方周刊》：孙和平这个人物你又是怎么考虑的？

　　周梅森：有人会喜欢孙和平，认为他是时代的英雄。我开始也是想这么写的，后来越写越觉得他是个混蛋。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呢？

　　周梅森：因为他在完成自己理想的过程中充满了血腥。这个人物是不受道德约束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而杨柳是裹着道德的外衣，他确实有道德的压力，但他和孙和平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道德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堕落，这是非常可怕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杨柳、孙和平他们一面大谈理想，一面又在资本市场中违背道德良知的矛盾人格是怎么形成的？

　　周梅森：是这个矛盾的时代造成的。这一点我有感受，我曾经在政府部门挂过职，有些官员他们台上说的话，进行的道德宣教，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书中有类似的描写：刘必定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在主席台上大谈理想，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获得了底下学子们的热烈掌声。但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和孙和平、杨柳几个人说起这个，又说了另一番话："不管现在有多么不道德，当后人过着道德的生活时，会对这些不道德的艰辛的创造力量表示崇高的敬意。"杨柳讽刺他："你刚刚在大会上还讲要立人立德啊，现在怎么又为不道德说话？"刘必定就说得很清楚：那些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现在是我们大人之间的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在资本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道德观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周梅森：就是孙和平说的---在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他信仰什么？钱！这就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我刚才说到作家的边缘化，一方面，老百姓对于物质的追求的欲望远大于对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个社会都给老百姓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啊？！

　　《瞭望东方周刊》：你把书取名《梦想与疯狂》，人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疯狂又是怎么造成的？

　　周梅森：每个人进入资本市场，都带着梦想，要发财，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法人有法人的梦想，自然人有自然人的梦想。但进入以后，资本一方面在创造奇迹，另一方面也在侵蚀人性。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开始可能是你掌握资本，最后会变成资本掌握你，你成了资本的奴隶。因此，当资本在趋利性的驱使下走向疯狂的时候，你也走向疯狂了。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疯狂的时候，有些疯狂后果还很严重。像孙和平，这边死去的工人还没火化，他关注的却是股票又跌了。他就是这样在丧失人性的过程中走向他的"伟大企业"的。

　　"作家一方面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又不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看到你书中有这么一段："作家协会的院落既小又破，充分展示着资本时代文学的凋零无奈和作家这种职业灵魂的没落。"

　　周梅森：这有点自嘲的意味。其实我在书中并没有把那个叫马义的作家写成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物。他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基本上比较忠实地把我的心态和想法写出来了，并没有拔高他。以前，作家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人群，社会影响非常大。现在作家的地位就没法谈了。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了。但是也正常。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周梅森：因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的主角是那些能够推动经济的力量，比如资本。我想每一个老百姓，财富增值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精神的需求吧。何况我们又处在这么一个缺乏道德的时代。所以被边缘化很正常。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作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发出些什么声音？

　　周梅森：问题就在于，作家一方面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又不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或者选择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我不大愿意去批评别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作家，写的东西没人关心，老百姓凭什么花钱买你的书？怎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力？我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写了这本书。

　　周梅森：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还是要关心。很多作家有这么一种心态，认为写当下好像就难以进入文学史，难以留下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似乎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当下，才是所谓的纯文学。这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潜意识和潜规则。

　　《瞭望东方周刊》：你从1995年写《人间正道》，转向政治小说创作，开始关注当下中国现实，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周梅森：这倒没有。有一些评论家，比如陈晓明就说周梅森堪称"中国的巴尔扎克"。这倒引起了我一个回忆：我文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不知道是什么书。那时是"文革"时期，后来我才知道，这部书叫《巴尔扎克传》。书里讲，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先预支稿费，拿了钱后，投资又失败，就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只是如实地写出了法兰西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没落贵族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那个重要转型期的社会百态。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了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都有作品出来。

　　和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左拉、雨果，他们的作品大部分也是反映现实的。怎么能说写当下就一定不可为呢？这些年来，很多文学理论是很混乱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茅盾。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下，而且还是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答卷式的作品。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当时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的这本书。因此，说文学写当下没意义，这观点我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