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小说要从小处出发，我却擅长从大处着眼。"6月的一个午后，周梅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如此定义自己的写作。"大处着眼"，指的是注重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全景的观察和展现。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我都有作品出来"：以反腐为题材的小说《国家公诉》、《绝对权力》；以改革为题材的小说《我主沉浮》、《我本英雄》??有评论说，周梅森对时代敏锐的感受力和把握时代的能力，是其他作家所不及的。

　　这种"敏锐"或许来自他的人生经历：1956年出生，做过煤矿工人，当过杂志社编辑，下海经过商，还曾挂职徐州市委副秘书长。他自己说，这样的人生经历，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奠定了我书写中国的可能性"。

　　他注定不是一个能安分于书斋里的作家。早在1992年，周梅森就怀揣16万元的稿费积蓄，和另一个作家一起，凑了20万元，在"大户室"开了户，开始了证券投资。浸淫股市近20年，他由最初的满腔热情，变为后来的冷眼观察。如今，他已彻底撤出股市。

　　"风险太大，不能再博了。人家大股东看底牌出牌，而且有强大的资本力量，在漫长的战争中，你怎么可能真正打赢呢？"周梅森说。

　　2005年，作家周梅森的名字突然不断出现在各类财经新闻中。他又在一个全新领域较了一回真，以个人之力，代表中小股东，连续在媒体发表了三封公开信(《我愤怒！》、《凯撒的归凯撒，人民的归人民》、《谁对人民资产的流失负责》)，反对上市公司金丰投资 "不公正"的股改方案，使其最终流产。这是当年中国股改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周梅森也因此成为央视经济人物评选"年度公益奖"的候选人之一。

　　2009年上半年，正面描写中国资本市场的长篇小说《梦想与疯狂》出版。这部酝酿写作了3年的小说，回顾了股改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并正面触及了中国经济变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发展与社会正义的交缠；财富欲望与道德坚守的对抗；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与博弈。

　　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孙和平、杨柳、刘必定是当年的大学同学，也是怀抱迥异理想闯入资本市场的弄潮儿。北重集团的董事长杨柳，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者的典型代表，身上维系着国有经济的原始准则，同时亦面临着新型资产模式的艰巨考验；杨柳在资本市场上的对头---北柴股份公司董事长孙和平---是渴望冲破既定经济模式束缚走向金融资本主宰大市场的先锋人物，也是将"梦想与疯狂"诠释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人物形象；而刘必定所代表的股市庄家，则伙同孙和平这样的资本大亨暗中操纵着股价的涨落，影响着大盘的走向，从中获取丰厚利润。

　　"这个时代感染了我，有些事情让我震撼，有些事情让我愤怒，于是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如此而已。"周梅森笑说自己从小就想做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了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

　　资本：推动社会进步的"不道德"的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梦想与疯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潮中出版，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周梅森：完全是巧合。最初想写这本书是2005年，缘起于我在股改中对上市公司金丰投资的挑战。

　　当时的股改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历史性大事件，初衷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一些严重问题，要使占总股本近70%的不能上市的国有非流通股拿出来上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年国家宣布这些股票不上市流通，所以股价很低，而老百姓在二级市场购买的股票，股价很高，平均起码是非流通股的10倍。现在非流通股要上市，就必须对流通股进行对价补偿，股改就此拉开大幕。

　　这实际是一场中小股东和大股东的市场博弈，这次股改国家给了中小股东极大的权利，要求大股东不得参与表决，任何方案都必须经三分之二流通股东赞同才能通过，在保护中小股东方面是做出很大努力的。但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事情，我这人比较认真，公民意识比较强。我在浑然不觉中成了上海金丰投资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陆续买进了70余万股，就和他们博弈了一番，最终否决了他们的股改方案。

　　这是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门户网站都大幅报道，某网的标题就是："千万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股民，包括一些作家朋友建议我写一些资本方面的小说，当时就有了创作《梦想与疯狂》的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好像与你的写作初衷不太一样？

　　周梅森：对，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2006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一场非常少见的大牛市来临了。这个过程中，我又参与了市场运作，把小说暂时放下了。另外，我还发现，原先设想的那两个主人公---一个作家和一位主编--是承担不起全面描绘中国资本市场状态的任务的，这两个人物都太边缘了，不在资本的核心里。

　　而且，2005年我也过于偏激，对资本市场有着强烈不满，对资本充满厌恶，对资本的认识，就像马克思说的，认为"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这种情绪不太对头，是写作的大忌。如果从主人公是作家的角度来写，我能写得非常激烈，甚至写成一种中小股民的控诉书，但显然这样是不准确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偏激态度，是否因为你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太荒唐了？

　　周梅森：对。现在我对它的看法仍然不好，在制度建设上有很大的缺失。但是，你把这个情绪带入文学创造，就不合适了。于是就停下来，重起炉灶。小说的写作正好经历了中国股市低、高、低的轮回，这纯属偶然，我并没有预测到危机的来临。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随着股市指数曲线的起伏，我的情绪也在起伏，一切都在变化。

　　其实，这也顺理成章。当我要写这个东西时，我就要研究市场，研究资本的运动，以及资本运动带来的后果。我对资本的正面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书中有几个很典型的例子，没有资本的力量，省长赵安邦的行政权力能让步吗？而资本迫使行政权力让步，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没有资本的力量，孙和平能从国有企业集团中独立出来吗？也不可能。没有资本的力量，孙和平的北柴股份能从一个小小的发动机制造企业，变成一个装备企业的龙头老大吗？更不可能。资本确实是能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

　　这是我冷静下来，抛开个人偏见，更深入地介入了资本市场之后，看到的，想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种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周梅森：2006~2007年股市进入高潮，资本的充分活跃，带来社会财富的泡沫式增长，让我看到一些正面积极的东西。接下来的暴跌，又把我的思路拉回来了，让我看到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经过了这种"反-正-反"的复杂审视，最终的成果就是现在的《梦想与疯狂》了。

　　这部作品写成这样子，实际是我在不断地往前走，不断修正自己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2007年你来采访我，我会和你大谈资本的力量，大谈孙和平如何好，我会把他写成一个时代的英雄，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英雄加混蛋"。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梦想与疯狂》是你写的"最矛盾和最困惑"的一本小说。

　　周梅森：首先是对资本的困惑。把握不准，究竟资本是罪恶的，还是正义的？资本有没有人格？资本有没有道德？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考虑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现在考虑清楚了吗？

　　周梅森：资本还是没有道德的。我把书中的三个主人公看成三种资本形态的代表。以杨柳为代表的红色资本、国有资本；还有来自社会民间的阳光下的白色资本；还有一部分地下资本。尽管三者所属的势力不同，但是在趋利这方面是一致的，都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