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一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频率甚至与“买房”二词旗鼓相当，这个词就是当下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中产”。

最近某招聘网站又出来搞事情，声称年薪10万-50万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新锐中产”。网友纷纷再一次感叹：“我又一次被中产了。”

然并卵，就算已经是媒体口中的新锐中产了，眼前的苟且一点都没有变：每个月压力山大的房贷车贷、养孩养老养全家的各项开支，还有各项七病八灾的飞来横祸……

所以在新锐中产的调查中95%的人表示：我焦虑啊，焦虑得快要溢出来了！

随后又诞生了一个几乎每一件社会热点事件，我们都非常热衷地冠以这个毛病。比如前阵子火爆网络的面临失业破产的苦逼高管，再比如创业上升期被踢出公司网红词——中产焦虑症。的创业者，再近一点的清华北大一帮博士生叫嚣买不起房的…….这些事被大众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中产的焦虑。

可是嘉丰瑞德小编想说的是，你们焦虑就焦虑，世间谁人不焦虑，所谓焦虑才有动力，可偏偏为什么这种焦虑要按上个中产的帽子？

首先我们来看中产的定义。

瑞信的做法非常简单粗暴，直接谈收入，收入在两个数字之间的就是中产阶级，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对中产的定义，不过在此之前人们也吵过对中产的定义。

此前国际上流行过两套指标。马克思曾经就把中产定义为小雇主、手工业者、小企业家这种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人，是一群夹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后来进入20世纪，随着白领阶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迅速增长，相对于马克思定义的“老”中产阶级，“新”中产横空出世。

后来，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小产权、管理权、专业技能成为中产阶级并行的三条道路。再到后来，自雇、白领、高教、稳定成为划分中产的主要指标。

不过呢，中产这个词发展到现在，再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太麻烦，于是经济学家通过和社会学者的一番智斗，最后赢得了话语权，呈现的结果就是以收入来划分中产阶级。

尽管标准定下了，但是社会上对于中产阶级的圈定依然模棱两可。

麦肯锡说中国的中产是指年收入在1.35万-5.39万美元的人；

《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中产家庭的年收入应该在1万-6万美元之间；

国家统计局又将中产的收入划在7250-62500美元之间。

最后某招聘网站说，既然你们各有各的说法，干脆这样，都别争了，我来当好人。就按10-15万来定义中产吧。（中产的划分就是这么随意~）

可见，中产的划分并不是一件十分严谨的事。

为什么我们热衷于谈论中产？

如果中产有两只手，一只手握着中等收入的财富，那么另一只手则握着令暴发户垂涎的高级感。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中产阶层是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白领职业、具有消费品位、更追求精神享受的拥有高级趣味的一群人。

作为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一个人，如果我能被编织进这么个看起来高大上的群体中，我的平凡中是不是立刻有了一丝自豪的优越感以及团队荣誉感？

没错，我们热衷于谈论中产，因为我们需要寻找身份认同，为自己正名。同时，我们也需要拿社会上最大、离普通人最近的这个群体来作掩护，光明正大地说出心低最煎熬的苦楚，从而显得自己不是那么弱，我说的不过是同类也在承受的难，从而更进一步地彰显自己的中产地位。

为什么媒体、权威也热衷于谈论中产？

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来说，中产阶级肯定是摆脱了第一层心理需求的人群。这是一群突破了温饱需求，而且有稳定和充分的盈余去争取享受和发展自由空间的人。这一群人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其实极其特殊。

从个体来看，一个人不但生活有保障，同时还有一定的享受和发展空间，这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生存姿态。

从宏观来看，这样的人群如果达到了大多数，实际上社会进入了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像美国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社会的人群分布就是橄榄型结构，两端是少数富裕和贫困的人，中间最大的体量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换句话来说意味着社会稳定力量的增加。

同时，社会还可以分享来自中产的红利，社会整体的消费力将得以提升，经济持续繁荣、政治保持稳定，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所以，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众望所归。

与中产一词热度蹿升非常一致的是，近年来中国中产规模人数的不断扩大。瑞信报告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已达1.09亿，人数已经是全球之冠，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国还多1700万。

嘉丰瑞德小编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经济转型，而中产阶级作为一群消费能力强的人，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所以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而言，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群体。